在反对旧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头脑冷静、思想深刻的周作人却在理论和实践上体现着新文学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不可割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周作人的小品文在散文创作中独树一帜，给五四时期的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诗言志”创作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虽然承受着“重功利、美教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的压制与排挤，但是言志派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长河中仍然坚定地踽踽独行。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言志派文学“必须产生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此见解是准确有力的。本文将会对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进行梳理、总结，在对照比较中，理出言志派文学的发展脉络。“诗言志”必定是“我手写我心”，因此也就产生了“独抒性灵”说，这一点尤为写闲适小品文的作家赞同。因为“独抒性灵”，必定吐真情，因而更加感人，读者能更清晰地看到作者本人的原貌。周作人从小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因此，“独抒性灵”与“中庸”恰到好处的结合便成了他小品文的特色。“兴会”说在言志派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目遇之而成文，周作人继承了这一创作方式并在题材上加以拓展，察别人所不察或不屑于察，即使同样的题材周作人也善于发掘新的角度。古代的的评论家品诗注重言外之意，尤为赞赏“滋味”“神韵”，周作人的小品文也有其独特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