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都涉及到被害人,被害人的行为不同程度影响着司法机关对犯罪行为人的定罪量刑,如犯罪行为发生前被害人承诺在特定犯罪中可以作为阻却违法事由之一,影响到对行为的定性；犯罪行为后被害人宽恕与否也会对量刑产生影响。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达成赔偿协议、向法院出具谅解书要求从轻处罚者有之；被害人情绪激动,强烈要求对行为人判处死刑,拒不接受行为人赔偿的情形在实践中也极为常见。被害人行为对形事诉讼的影响日渐加深,这迫切要求我们对被害人的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本文选取被害人宽恕对量刑的影响这一议题,从基本概念的阐释到国内外有关被害人宽恕理论的介绍,最后落脚到将被害人宽恕纳入到我国刑事法律之具体制度构建,基本结构是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以期能够对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与改革产生贡献微薄之力。本为除引言、结语外共分四大部分。本文第一部分论述了被害人的概念、特征及其地位的演变。笔者认为被害人只限于利益直接受损、与犯罪具有直接因果联系的自然人或法人,除具有权益受侵害的客观性、受损法益的合法性、权利受侵害的直接性等特征外,作为与加害人相对立之一方,其与加害人的地位在某些具体的犯罪中可能会转化。其角色从阶级社会的“受害复仇者”到奴隶社会的“犯罪追诉者”,在此阶段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一直具有主动性,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自封建社会后,被害人地位急剧下降,国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有效地预防犯罪,而不是使被害人得到赔偿。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通过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标志着被害人地位的回归,国际范围内对被害人的研究已经从理论研究阶段进入到立法实施阶段。本文第二部分阐述了被害人宽恕的相关问题。对宽恕的中西方渊源进行了说明,结合心理学上将宽恕的内涵界定为情感、行为及认知,笔者认为宽恕是一种理性认识而不是感性认识,属于道德层面的概念。被害人宽恕,是指受违法行为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或法人,在自身合法权益被侵害后,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而作出对犯罪行为人不予追究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的行为。并根据宽恕是否附加一定的条件将被害人宽恕分为主动宽恕与被动宽恕,根据被害人宽恕的程度和发生时间的不同,将被害人宽恕分为单方宽恕行为和出于宽恕的不追究行为,并分析了被害人宽恕与被害人同意、私了、刑事和解的异同。本文第三部分论述了被害人宽恕与量刑的关系及其作为法定从宽量刑情节的效力依据。量刑是建立在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上的,行为人在犯罪后积极与被害人进行沟通协商的行为表明其人身危险性低于一般犯罪分子,该行为也从侧面说明了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险性较低,因此对其从宽处理符合量刑原理的要求。被害人宽恕量刑意义的效力依据是恢复性司法、刑法宽抑性理论、程序主体论,上述理论充分说明了被害人宽恕量刑意义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介绍被害人宽恕在我国的立法现状后,笔者建议以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被害人宽恕对量刑的影响。笔者主要从宽恕能力、宽恕的类型要求、宽恕的程序要件和特殊案件中被害人宽恕的适用的视角系统地对该制度进行规定。宽恕能力解决的是被害人的主体资格问题,宽恕人必须与具有其宽恕的表示相适应的处分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年龄条件和精神状况。宽恕必须建立在宽恕人对其宽恕的内容、意义有明确的认识,。被害人宽恕对量刑的影响在该制度实施之初主要适用于主动宽恕,以犯罪行为人坦白自己的罪行为前提,这防止了给公众留下可以“拿钱买刑”的印象,也有利于弥补被害人的心灵创伤,但是行为人的有限坦白仍然可以构成宽恕的前提。宽恕的程序要件要求行为人必须与被害人进行沟通协商。被害人宽恕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在死刑案件中具有特别的意义,规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点不是惩罚或威慑,而是教育和改造,未成年犯罪行为人努力获得被害人宽恕的过程就是对自身心灵的洗礼,因此应该对其从轻处罚。死刑案件中考虑被害人或其家属的感情已经得到了部分国家法律的认可,因此笔者建议在死刑案件中如果存在被害人宽恕应该对犯罪行为人判处死缓,这也符合限制死刑、刑罚宽缓化的国际潮流,为我国日后废除死刑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