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无疑是英国乃至欧洲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809—1811年,拜伦出国赴东方旅行。在旅途中,他开始写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其他诗篇,并在心中酝酿未来的东方故事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1、2章在1812年2月问世,轰动了文坛。1813-1815年间所写的《异教徒》(The Giaour,1813)、《阿比道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1813)、《海盗》(The Corsair,1814)、《莱拉》(Lara,1814)、《科斯林的围攻》(The Siege Of Corinth,1815)、《巴里西纳》(Parisina,1815)等六首叙事诗,总称为《东方故事诗》(Oriental Tales)。1816年拜伦告别英国,旅居国外期间,陆续写成《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grimage)3、4章(1816-1818)、故事诗《锡雍的囚徒》(ThePrisoner of Chillon,1816)、《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1816)、悲剧《曼弗雷德》(Manfred,1817)以及未完成的巨著《唐璜》(Don Juan,1818-1823)。本文以拜伦诗歌作为研究对象,追寻拜伦诗歌中的东方想象世界以及拜伦努力建构的自我神话。浪漫主义者善于发现自我、表现自我。无论拜伦式英雄抑或暴君、奴隶、女性,都是拜伦实现自我神话化即自我建构的道具,这是与追逐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想分不开的。全文主要分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分析了拜伦诗歌的研究现状,认为从总体上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国内外都还相对缺乏对拜伦诗歌中的东方想象与自我建构的专题性研究。其次,指出本论文研究意义,并对论文中的相关概念作出界定。正文分为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从文本阅读和分析中追寻拜伦诗歌中的东方想象世界,首先探讨拜伦诗歌中的东方文化语境,包括“东方复兴”与浪漫主义的东方背景、“东方化”的西方；然后提炼概括出拜伦诗歌中出现的东方人形象,分为东方女性形象、统治者与被奴役者、反叛者与无家可归者三种类型,并对这些人物背后的寓意作相应分析；最后论述拜伦诗歌中不可回避的带有鲜明东方色彩的宗教精神与希腊意识。第二章探讨拜伦诗歌中的自我建构,通过游历及想象东方世界,塑造东方人形象,诗人正逐渐将自己神化,他的诗歌也因其本人而长存不朽。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东方想象中的诗人自我形象建构”,第二节“诗人自我的神化”。在以上两章的基础上,第三章主要讨论拜伦与东方的渊源以及总结拜伦诗歌中东方想象与自我神话建构的审美意义。运用神话原型批评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从社会、人生和心理因素等方面追溯拜伦与东方的渊源。指出拜伦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也难免有透过西方的镜片看东方的时候,存在文化误读,并作相应的分析,以期读者能够对拜伦诗歌中东方想象与自我神话建构的审美意义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不仅在于它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艺术作用,还对欧洲其它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审美价值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结语部分是对以上所有内容的概括和升华,认为以拜伦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者对东方文化的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并指出东方在文化上应该以一种更为积极的心态去应对西方的误读和他者化东方,以及形象学研究应该重点关注形象建构过程中体现的对话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