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期以来,由于英国国家机构的发展、行政职能的加强和对外交往的增多,传统的由国王单独决定国家外交事务的做法无法应对新的挑战。以光荣革命为契机,英国外交决策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更多决策因素的加入不仅改变了外交决策的程序,还深刻的影响了英国在此之后的政治发展。外交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影响其决策的因素也有很多。但是在18世纪的现实条件下,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影响英国外交决策的主要因素有三：王权、政府与议会,本文除了意图分析此三者在国家外交决策中的不同作用外,还意图阐明外交事务对王权、政府和议会自身的影响,从而折射出18世纪英国政治的发展进程。虽然经过“光荣革命”,英国王室的实际权力前所未有的衰弱,但是在18世纪国王仍然是国家元首,拥有处理日常外交事务的权限。无论威廉三世还是汉诺威王室都是欧洲人,他们拥有自己的母国,也自然在欧洲大陆上有着外交需求。经过与议会和政府的冲突与调适,国王清楚的认识到如果不过分推行自己的外交战略,寻求作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利益集团来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对于实现自己的目标更为有利。而因为王权的支持在国内政治中至关重要,无论政府还是议会一般而言都会考虑王室的外交需求。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英国政府拥有了充分的行政权。政府中出现了一整套外交决策与执行体系。虽然诸如内阁等集体决策机构已经初步出现,但是外交事务的决策权大多仍然掌握在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手里。斯坦霍普、沃尔波尔、唐申德、卡特莱特、纽卡斯尔和皮特都在英国外交决策中写下了深深的个人印记,并最终通过与王室和议会的协作来制定国家具体的外交战略。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政府作为决策者,外交决策的执行情况往往决定了他们能够继续执政。通过废立王权,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后确定了在英国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外交事务的特殊性使议会经常在进行外交决策时被政府和王室忽略。但是议会一方面利用掌握的财政权为国家外交战略提供经济基础,一方面成为公众和利益集团表达自己利益的平台。利益集团、大众舆论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讨论也是通过议会反馈给政府,进而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同时议会经常充当外交政策的最终裁决者,它的支持可以证明外交决策的合法性。而事实证明,任何过度违背议会多数意愿的外交决策都会遭到议会在决策进程中的阻挠或者决策实现后的清算。本文拟以时间为序,主体分三章介绍1688至1714年间王室与议会对外交决策权的争夺,1714至1742年间沃尔波尔长期执政下外交决策的得失和1742-1763年间英国外交决策权的转移与英帝国形成的关系。通过研究英国外交决策的发展,不仅可以反映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变化,也是使英国在这一时段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室收缩其影响从而使政府制定其战略规划成为了可能,而议会的存在不仅仅为政府的外交战略提供财政基础,还是一个提供不同战略思考的平台和最终的仲裁机构。三者的合作使得英国的外交决策相比欧洲其它国家更有效率,也更节制。议会、王权和政府在外交决策上的和谐不仅反映了光荣革命后英国国家构建和政治制度的完善,而且在英国在18世纪的欧洲争霸和海外殖民扩张中的胜利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