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了解各民族尤其是一些边远地区的人口较少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状况,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途径。本文以一个使鹿鄂温克猎民家族为研究个案,借助社会记忆理论这一学术工具和思维方法,通过梳理家族几代人对其生命历程中重要事件的记忆,阐述近代历史进程中个体或家族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在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社会变迁。从而揭示集体记忆与民族传统文化对使鹿鄂温克族群体生活及其发展走向的作用。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一章为田野点概况,第二、三、四章为主体部分,第六部分为结论。第二章通过家族成员的讲述,可看出古氏家族关于自己家族、民族的发展历史有着某些共同的记忆,而这种由特定群体构建起来的集体记忆是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对本族群族源认同的最根本的表达。也正是这种认同,成为“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使得他们对本民族存在着一种集体认同感情。第三章探讨古氏家族关于游猎生活中各种生活技能和生活常识的记忆。在一种文化中成长的人们,需要学会用自己的实践和语言重复呈现各种行为的恰当模式,这是一种学习过程,被康纳顿称为“习惯记忆”。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积淀在身体中,通过一代代的实践活动串起族群中“某种带有认知内容的东西”。而这种“群体成员共同记忆的认知内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持久力。第四章分别论述古氏家族关于三次定居过程的记忆。在第一次定居过程中,随着整个族群共同地域的变迁,使鹿鄂温克族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从原始社会二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其成员却一直坚守着祖先传承下来的狩猎传统,由此产生的狩猎文化也成为他们永远的记忆,供他们去回首和记忆过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某种集体认同感,从而唤起记忆的共同体。在第二次定居过程中,逐鹿而生的生活方式仍在延续,而且依然占着主体地位,但是却产生了一系列矛盾现象：“山上”与“山下”生活的矛盾；青年一代与老一代人对驯鹿态度的矛盾；内在发展与外部影响的矛盾。种种矛盾现象的出现使得长期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受到巨大的挑战和威胁。在第三次定居过程中,伴随着禁猎的实施和猎枪的上交,使鹿鄂温克族成员的“猎民”身份已不复存在,在使鹿鄂温克族延续了千百年的狩猎传统已经永远退出了他们的历史舞台,其狩猎文化也开始逐渐被封存在老猎民的记忆中和博物馆的器物里,代际间的狩猎文化和驯鹿文化情结也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从表面来看,代际间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发生于个家族的不同代成员之间,而实际上这种差异或隔阂正是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异或隔阂,是不同时代的疏离和间断。这些疏离和间断使得使鹿鄂温克族的狩猎传统在族群中渐行渐远,其中特有的狩猎文化和驯鹿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岌岌可危。通过以上分析,得出“记忆断裂”的结论。古氏家族作为使鹿鄂温克族的一部分,其家族变迁既受到宏观历史背景下社会变迁的影响,又受到家庭中每个个体能动作用的影响。在这种情境下,古氏家族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生命历程。每一代人的生命历程都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把群体的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的桥梁,同时也是群体“自我认同的重要力量”,是区分、标识群体之间和表达其群体认同的“特殊历史叙事方式和媒介”。但是,一旦这个桥梁发生断裂,群体所经历的历史将无法与发展中的现实形成对话,也意味着群体的历史有可能被遗忘。如何保持历史记忆是一个变迁中的族群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