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的社会交往即僧人主动或被动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交流与来往。僧人与社会各阶层对待佛教的态度决定了佛教在中土的命运。二者之间的相互交往就构成了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就整个魏晋南北朝而言,友好交往是当时时代的主旋律。僧人与道士的交往既有斗争又有融合。斗争不仅有“明争”,还有“暗斗”。僧人神异事迹就是“暗斗”的一个体现。不同于二者在公开场合互相辩论,僧人通过编纂神异事迹,来证明佛教相对于道教的优势。甚至反对道士“夷夏之辩”的声音也出现在了僧人的神异事迹中;融合表现在,除了互相借鉴对方的教义、理论外,出现了僧人主动弃佛入道与道士自愿皈依佛门的现象。在饮食上的融合表现为僧人学习道士辟谷服食。无论斗争、融合都在事实上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僧人与地方官的交往以友好交往为主。僧人主动与地方官交往,让地方官寓居寺中,为地方官治病;在地方官上任时又主动跟随以借助其力量发展佛教。地方官也主动与僧人交往,在物质方面扶持:为僧人修寺建屋、组织僧人译经、讲经;在政治上礼遇佛教界的高僧大德:迎接僧人、携僧至郡、挽留僧人,举荐僧人为官;在宗教文化上,请僧人为戒师,成为佛教的信徒。在二者交往过程中,地方官的权力是交往实现的关键。通过友好交往,实现了佛教在地方的传播。僧人的葬仪是展现其社会交往的特殊方面。僧人的主动交往主要表现为僧人在弥留之际,为帝王留下护法弘教的嘱托。而在僧人圆寂后,更多的是帝王、士人、百姓的主动交往。他们主动“参与”僧人的葬礼,各尽其能,表达哀思。帝王通过各种方式厚葬高僧,给予其至高无上的荣誉。士人为僧人立碑、建塔或制文、铭赞。百姓通过集资的方式安葬僧人、为之建塔。由于僧人与社会各阶层的相互交往,使得佛教在中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佛教僧人的一些丧葬观念开始影响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