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年 4 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应中国的讲学社之邀来华做一个多月的讲学,他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发表了大量的演讲,中心内容就是批评西方的物质文明,赞美东方的精神文明,并且希望中国和印度能携起手来共同为东方文明的复兴而共同努力。由于泰戈尔对当时中国国内的思想文化现状并不了解,再加上当时各个思想派别都通过泰戈尔来华这一事件来表明各自的文化主张,泰戈尔在这一过程中被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误读,泰戈尔来华并非一路都是鲜花与掌声,嘲笑、抗议甚至遭到驱逐的事情都曾发生,他意外的被卷入了中国关于现代化而展开的论争。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在东西文化孰优孰劣这个问题上,中国思想界早在泰戈尔来华之前就一直在进行着论争,激进派、自由派、东方文化派都对东西文化的态度各不相同。由于泰戈尔在华的演讲中大谈东西文化并有极力拥护东方文化之意,因此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的误读。 陈独秀、辜鸿铭、梁漱溟、梁启超、胡适是当时中国思想界非常有代表性的五位知识分子,分别代表了中国思想界不同的文化取向,他们都对泰戈尔有各自的评价,和泰戈尔在东西文化观上发生着碰撞。 陈独秀极力拥护西方文明、痛斥东方文明,这种“绝别为二”的东西文化观使他极端排斥泰戈尔,在泰戈尔来华的一个多月里,陈独秀是发表反对泰戈尔文章最多的人。辜鸿铭虽然和泰戈尔同时被西方人看作东方文化的代表,但由于二人所理解的东方文化的内涵不同,使二人最终形契而神离。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梁漱溟崇尚直觉,钟情中国的孔子儒家学说,他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解读泰戈尔,误读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梁启超作为讲学社的主持人,负责泰戈尔来华的接待工作,对泰戈尔的到来表示了非常热烈的欢迎,这种热烈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泰戈尔的文化主张和当时的梁启超的思想非常相似,泰戈尔的到来可以帮助梁启超的主张。胡适并不赞同泰戈尔的东西文化观,他对泰戈尔的欢迎也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总之,泰戈尔来华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的烙印,各种误读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在当时东西文化论战的大背景下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