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行为,作为一种有代价的利他行为,需要个体在做出利他行为决策之前,充分权衡自我与他人的利益得失。迄今为止,研究者主要关注亲社会动机及其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而关于不同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做出慈善捐赠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的探讨尚未有定论。此外,不同类型的捐赠项目是否影响个体捐赠也还不清楚。本论文主要开展了两个实验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在实验一中,我们采用不同类型的情绪场景图片诱发个体的正/负/中性情绪状态,然后让受试者对不同捐赠线索(拯救/预防)的慈善项目进行捐赠。行为结果表明,负性情绪状态相比正性和中性,个体捐赠更多;面对拯救的慈善项目,个体捐赠也更多。脑电结果表明在加工捐赠线索过程中,负性情绪状态下的个体产生较大的前额叶负波,这说明,负性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可能付出了更多的认知资源加工慈善捐赠信息。相关分析进一步表明,负性情绪下的个体,加工捐赠线索的N3波幅越大,捐赠也会更多。这说明,负性情绪的启动可能影响了前额叶在加工慈善捐赠决策过程中的活动,前额叶的脑电活动与负性情绪状态下个体随后的捐赠行为有关。虽然实验一发现负性情绪启动增强了前额叶的脑电活动,使得个体明显增加了捐赠额度,变得更加亲社会,但其中的原因存在至少两种解释:负性情绪提高了人的共情能力或者人们通过捐赠缓解自身体验到的负性情绪。为了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我们在实验二中保留了和实验一同样的范式,但增加疼痛共情图片刺激,意图探测负性情绪启动后大脑对于疼痛共情的自动化反应是否变得更加敏感;同时我们还增加了主观报告这一指标来测量个体在不同情绪状态做出慈善捐赠行为的愉悦感和捐赠目的,验证人们在不同情绪启动后捐赠目的是否不同。实验二行为结果重复了实验一的主要结果:负性情绪状态下个体捐赠更多;同时还发现疼痛共情下,个体捐赠金额也较多,说明疼痛共情图片可能也被知觉为负性图片影响个体的捐赠行为。正性情绪启动下,个体做出慈善捐赠行为时愉悦感评分较高,并且较多个体报告捐赠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心情愉悦(即“温情效应”),相反负性情绪启动后愉悦感降低,捐赠目的是认为对方需要帮助(即“共情-利他”)。在脑电结果上,我们虽然发现了疼痛共情在早期加工和晚期加工上的主效应的存在,但在正负情绪条件下差异不显著,说明先前情绪启动没有影响疼痛共情图片的自动化反应。疼痛共情图片的脑电反应不能解释负性情绪下捐赠增多可能因为捐赠涉及的是共情的其他成分,例如认知共情等。实验二中有关慈善捐赠目的的线索图片刺激在不同条件下差异不显著,未能重复实验一的结果,可能是由于疼痛刺激图片的加入消耗了过多的心理资源,影响到了线索图片的加工。总体来说,实验二结果表明,正性情绪状态下,个体可能处于温情效应动机做出慈善捐赠行为,而在负性情绪状态下,个体可能出于共情-利他动机做出慈善捐赠行为。通过两个实验,本研究发现负性情绪启动增加了被试的慈善捐赠行为,同时疼痛共情图片也使得被试捐赠更多,说明疼痛图片可能也诱发了负性情绪,从而影响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综合两个实验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拯救相对于预防捐赠线索也使得被试更多地做出捐赠行为。因此,本研究结果证明捐赠同时受到主观情绪状态因素和客观受助者因素的双重影响;负性情绪增加捐赠行为可能是因为共情,而不是为了缓解负性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