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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发国家如何处理其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对本国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以日本、土耳其现代化过程为例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这两个国家是亚洲重要的国家，也是各自所在文化圈的代表，对这两个国家进行考察能够大致揭示上述问题的规律。而且，中国与上述两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6-0144-02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主要发展趋势。现代化首先是在西方启动的，与西方国家“内生性的现代化”不同，东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外生性的现代化”。拥有古老文明的封建国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传统社会秩序被打乱，被迫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开始，不同程度地迈出“西化”的步伐，这是亚非近代史的一条主线[1]。如何面对和处理来自西方的思想资源，既有效地为我所用，又不致因此丧失文化主体性，始终是后进国家实现现代化时难以破解的难题[2]。
日本、土耳其在东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中，在各自的文化圈内是有充分代表性的。因此，考察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我们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从“和魂洋才”到“和洋并举”
日本近代以来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可以说是经历了如下一个过程。从明治维新至二战期间的“和魂洋才”“脱亚入欧”，到日本战败投降、民主改造至今，可以说是“和洋并举，东西融合”，即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发展，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过去更深更广地融合起来。
1853年的“黑船事件”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1858年日本与美、英、法、荷、俄各国签订通商条约。面对沦为殖民地的强烈危机，日本以下级武士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新生力量于1868 年发动了“戊辰战争”，从而结束了幕府统治，确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
为了适应近代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客观需要，实现日本的“文明开化”，明治时代形成了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用西方的思想猛烈抨击日本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儒学几乎全盘否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江兆民的文化创新说和福泽渝吉的脱亚论[3]。
但这个过程中，另外一种思潮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使日本逐步法西斯化。法西斯宣称日本传统的思想和精神比西方更优越，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有质的不同。他们批判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却一味宣扬学习欧洲，结果丧失了本土文化，因此他们认为必须以日本固有文化为基础来建设国家，恢复传统道德，回归到古代家族共同体的天皇制国家，和欧美文明对抗，实现日本的复兴。这种错误思想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道路。
日本在二战失败，军国主义破产，在美国主导下进行了民主改造后，开辟了建设资本主义的、民主的、法治的、和平主义的、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新道路。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传统文化并未被遗弃，而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留，比如日常生活和企业经营管理中，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
总之，日本的现代化道路也是曲折的，但最后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幕府末期的攘夷派和开国派的激烈争论，取得了开启现代化的共识。明治维新之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日本又围绕着西化论与国粹论进行了反复论争，结果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最终在二战后，才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合点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日本的现代化。
二、土耳其：从奥斯曼主义到凯末尔主义
自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的很多国家陷入了乱局之中，这时候几乎只有一个国家保持了稳定、繁荣，那就是土耳其。土耳其是目前中东地区，世俗化改革最彻底、民主转型最成功、经济发展最稳定的国家。
奥斯曼帝国从1792年塞里姆三世军事改革，马哈茂德二世改革（1809—1839年），“坦齐马特”时期（1839 —1876年）的改革，到哈米德二世时期（1876—1909年）的改革，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1909—1918年）的改革，改革持续一个多世纪。
土耳其的民族建构从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到凯末尔主义，最终建立了现代的土耳其民族。而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最终促成了土耳其的民族自觉[4]。
土耳其的世俗化要处理的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地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贯穿土耳其现代化的始终。
坦齐麦特的改革，提出不考虑宗教或种族出身，承认所有民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对对伊斯兰教的米勒理念和制度的革命性变革。在教育、法律和管理的世俗化也开始进行。
1867—1878年间的“青年奥斯曼人”（YoungOttomans）要求更为激进的改革，包括引入代议制，其代表人物认为，代议制政府的原则与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法）高度一致。他们也认为，西方科学与伊斯兰价值是可以和谐统一的。
20世纪初期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了更为激进的世俗化改革。他们利用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强制推行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在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改革方面，步子迈得更大，走得也更远。
凯末尔党人的世俗化改革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要正确处理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的关系。这主要是通过建构一种新的土耳其史观实现的。土耳其史观力图美化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那段历史。对他们来说，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那段历史，是他们民族发展中最重要的时期，而伊斯兰在土耳其民族的历史上只是一个临时的过渡阶段而已。这样，土耳其社会的世俗化改革和和伊斯兰信仰的矛盾得到解决。
总之，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们，采用各种方法在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基础上引进西方的现代文明。当其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拒斥，不承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而要正视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各自的优缺点又需要相当的争论。奥斯曼改革的路线也基本都是从器物到制度，最后到思想层面。
三、总结
近代以来，东方国家在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后，现代化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个民族、尤其是其居统治地位的精英是否固守传统的思想文化，是否能接受外来文化，对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启动和推进其现代化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统治精英必须能正确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问题。日本和土耳其经过一百余年的探索，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同样作为后发和处于转型中的中国，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 王三义.土耳其的近代化：一般道路与特殊问题[J].史学集刊，2011，（1）.
[2] 田庆立.日本现代化转型的全方位再审视[J].东北亚学刊，2015，（11）.
[3] 李应赋.日本现代化初期东西文化冲突给中国当代文化走向的启示[J].云梦学刊，2002，（1）.
[4] 田瑾.略论奥斯曼帝国晚期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改革[J].西北大学学报，2014，（3）.
[责任编辑 吴 迪]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6-0144-02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主要发展趋势。现代化首先是在西方启动的，与西方国家“内生性的现代化”不同，东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外生性的现代化”。拥有古老文明的封建国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传统社会秩序被打乱，被迫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开始，不同程度地迈出“西化”的步伐，这是亚非近代史的一条主线[1]。如何面对和处理来自西方的思想资源，既有效地为我所用，又不致因此丧失文化主体性，始终是后进国家实现现代化时难以破解的难题[2]。
日本、土耳其在东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中，在各自的文化圈内是有充分代表性的。因此，考察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我们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从“和魂洋才”到“和洋并举”
日本近代以来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可以说是经历了如下一个过程。从明治维新至二战期间的“和魂洋才”“脱亚入欧”，到日本战败投降、民主改造至今，可以说是“和洋并举，东西融合”，即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发展，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过去更深更广地融合起来。
1853年的“黑船事件”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1858年日本与美、英、法、荷、俄各国签订通商条约。面对沦为殖民地的强烈危机，日本以下级武士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新生力量于1868 年发动了“戊辰战争”，从而结束了幕府统治，确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
为了适应近代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客观需要，实现日本的“文明开化”，明治时代形成了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用西方的思想猛烈抨击日本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儒学几乎全盘否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江兆民的文化创新说和福泽渝吉的脱亚论[3]。
但这个过程中，另外一种思潮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使日本逐步法西斯化。法西斯宣称日本传统的思想和精神比西方更优越，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有质的不同。他们批判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却一味宣扬学习欧洲，结果丧失了本土文化，因此他们认为必须以日本固有文化为基础来建设国家，恢复传统道德，回归到古代家族共同体的天皇制国家，和欧美文明对抗，实现日本的复兴。这种错误思想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道路。
日本在二战失败，军国主义破产，在美国主导下进行了民主改造后，开辟了建设资本主义的、民主的、法治的、和平主义的、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新道路。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传统文化并未被遗弃，而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留，比如日常生活和企业经营管理中，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
总之，日本的现代化道路也是曲折的，但最后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幕府末期的攘夷派和开国派的激烈争论，取得了开启现代化的共识。明治维新之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日本又围绕着西化论与国粹论进行了反复论争，结果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最终在二战后，才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合点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日本的现代化。
二、土耳其：从奥斯曼主义到凯末尔主义
自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的很多国家陷入了乱局之中，这时候几乎只有一个国家保持了稳定、繁荣，那就是土耳其。土耳其是目前中东地区，世俗化改革最彻底、民主转型最成功、经济发展最稳定的国家。
奥斯曼帝国从1792年塞里姆三世军事改革，马哈茂德二世改革（1809—1839年），“坦齐马特”时期（1839 —1876年）的改革，到哈米德二世时期（1876—1909年）的改革，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1909—1918年）的改革，改革持续一个多世纪。
土耳其的民族建构从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到凯末尔主义，最终建立了现代的土耳其民族。而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最终促成了土耳其的民族自觉[4]。
土耳其的世俗化要处理的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地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贯穿土耳其现代化的始终。
坦齐麦特的改革，提出不考虑宗教或种族出身，承认所有民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对对伊斯兰教的米勒理念和制度的革命性变革。在教育、法律和管理的世俗化也开始进行。
1867—1878年间的“青年奥斯曼人”（YoungOttomans）要求更为激进的改革，包括引入代议制，其代表人物认为，代议制政府的原则与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法）高度一致。他们也认为，西方科学与伊斯兰价值是可以和谐统一的。
20世纪初期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了更为激进的世俗化改革。他们利用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强制推行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在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改革方面，步子迈得更大，走得也更远。
凯末尔党人的世俗化改革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要正确处理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的关系。这主要是通过建构一种新的土耳其史观实现的。土耳其史观力图美化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那段历史。对他们来说，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那段历史，是他们民族发展中最重要的时期，而伊斯兰在土耳其民族的历史上只是一个临时的过渡阶段而已。这样，土耳其社会的世俗化改革和和伊斯兰信仰的矛盾得到解决。
总之，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们，采用各种方法在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基础上引进西方的现代文明。当其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拒斥，不承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而要正视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各自的优缺点又需要相当的争论。奥斯曼改革的路线也基本都是从器物到制度，最后到思想层面。
三、总结
近代以来，东方国家在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后，现代化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个民族、尤其是其居统治地位的精英是否固守传统的思想文化，是否能接受外来文化，对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启动和推进其现代化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统治精英必须能正确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问题。日本和土耳其经过一百余年的探索，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同样作为后发和处于转型中的中国，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 王三义.土耳其的近代化：一般道路与特殊问题[J].史学集刊，2011，（1）.
[2] 田庆立.日本现代化转型的全方位再审视[J].东北亚学刊，2015，（11）.
[3] 李应赋.日本现代化初期东西文化冲突给中国当代文化走向的启示[J].云梦学刊，2002，（1）.
[4] 田瑾.略论奥斯曼帝国晚期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改革[J].西北大学学报，2014，（3）.
[责任编辑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