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全球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今天，国际上原有的主要行为体，即主权国家，在面对共同生态难题比如气候变化、水资源和粮食安全等方面问题的时候，往往受到主权自身的不恰当限制。这些限制使得主权在应对这些问题的策略选择上，显得过于偏狭和缺乏有效性。生态民主作为包容性民主理论的一个方面，以它固有的对全球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声称及其世界性向度，提供了在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对主权的超越性选择，这种选择是基于而不是试图对主权的替代。通过对国际组织、非政府环境运动团体与主权国家政府之间关系的积极探讨，从而促进“红绿”政治深度融合，切实推进生态民主实践，不断扩展对绿色公共领域的社会学习，是生态民主得以真正超越主权的唯一合法途径。
关键词：全球生态危机 主权 生态民主
一、当前主權如何应对全球生态危机
当前，伴随着世界秩序由单极向多极的逐渐演进（自二十一世纪以来），主权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观念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大体上可分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和批判性建构主义三种观念。从它们的发展趋势及其受认可程度来看，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现实主义则体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引领新一轮的生态技术革新，而批判性建构主义试图通过其反思性文化变革来挑战主流消费主义文化。
1.新现实主义。在面对国际秩序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时，新现实主义认为，作为理性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国家，没有动机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保护环境。主权此时被理解为将辖区内的战略利益，如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等置于基础性地位。对于环境难题甚至全球生态危机，只要它们未直接威胁到单个国家的生存或领土完整，就被主权纳入低政治问题来对待（那些由于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而受到威胁的低地岛国除外）。然而，新现实主义在基于权力（强权和霸权）主宰现实的过程中，正如它一直所宣称的那样，并非在全球生态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它试图通过主权的竞争性战略来推动生态技术革新的发展。这是由发达国家政治、经济精英所合力推动的，属于弱生态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试图通过难题转移来创造主权内部绿化的环境条件，然后产生示范效应供其他落后地区和大多数南方国家模仿。但是，新现实主义却时常忽视自身的伤害责任，同时未能将绿色技术及时转让给落后国家，结果陷入了无法将污染工业无限地在全世界转移的矛盾之中，因而难以有效应对全球生态危机。
2.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主要竞争者——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在面对全球生态危机时，坚持通过环境多边主义来减少主权国家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并力争改善环境合作。这种基于自由契约主义原则的环境多边主义是为巩固国家主权服务的。虽然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领土统治的基本结构，但却对主权永久利用其自然资源及环境使用权利作出了某种程度的限制要求，而且这种主权举措往往是自愿性的，能够缓解某些共同环境难题和减弱部分跨国生态破坏。然而，全球生态危机是系统性危机，并不能仅仅依靠某些环境难题的解决来应对，需要适当避免主权在这一整体性问题上依然存在的过度排斥本性。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3.批判性建构主义。作为对上述两种观念的补充，批判性建构主义提供了国际政治中变化着的文化与主权话语的重要性。全球生态危机有其深层次的文化根源，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的不断扩展，致使地方性的传统和生态都受到文化均质化的不利影响，甚至削弱主权的有利方面。批判性建构主义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提出消费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提供了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同情性团结的社会基础。然而，随着该派别行为体代表他者以及非人类自然利益而进入政治机会结构中，其批判反思性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所消解或融合。这是由于现有的民主形式，即自由民主制本身的局限性所引起的，体现为集体偏好难以预测和无法实施恰当的生态控制，只能寄希望于发展出新的生态民主形式。
二、生态民主固有的全球向度
以塔基斯·福托鲍洛斯为代表的包容性民主理论家试图扩展民主的范围，即从传统的政治领域向更广阔的空间延伸，为生态民主取得实质性进展打下坚实基础。除政治领域之外的空间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其他领域。作为包容性民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态民主的真正建立必然采取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形式。在建立“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大众基础”，即地方性包容民主基础之上，它们会邦联化并为新的、更大规模上的邦联制民主的建立创造条件。这种生态民主所内含的某些价值应当高于像国家主权这样的其他价值，这是由其本身固有的全球向度所决定的。
1.包容性民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球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多维度危机最突出和集中的方面，而这些多维度危机的根源在于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问题。包容性民主理论意图通过创造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制度，以及通过世界性公民教育以培养新型的和较一致地关于全球生态方面的价值观，来渐进地实现生态民主。
具体来看，政治民主的目标是建立起公民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有效控制，让更多直接或间接受到政治决策伤害的群体或国家甚至非人类自然有参与决定或被合理代表的机会。例如对生物克隆技术的审议应当更加民主。经济民主致力于保证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市场主体的利益均能在研究开发与技术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做法是使经济政策的决定更加倾向于鼓励中小市场主体在新兴生态产业中的发展，解决其资金极度缺乏的问题，从而达到与垄断资本在生态市场上的抗衡，渐进寻找新的市场平衡点。这些经济政策的决定，也要在广泛的民主审议过程中作出，确保有利于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与主权的合法存续。社会领域的民主则体现为人们在工厂、办公室、家庭和实验室等享有平等的决策权。这是消除人们生态破坏倾向的情感来源，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以平等、互惠、团结来取代竞争关系时，而这正符合生态女性主义所力主的对父权制破坏生态的内源性批评，这样才不至于产生过多负面情绪从而转嫁到生态环境中。只有在实现上述所有领域的民主的同时，生态民主才能确保全球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得到充分的考虑。 2.生态民主形式。生态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从人类到非人类的和具有边界流动性的跨国民主形式。自下而上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汇集有利于生态保护方面的资源，推行生态民主的基层实践，最终扩展至区域、国家乃至全世界，以期实现主权的绿化。从人类到非人类则涉及到代表他者利益的伦理问题。既然最好的解决方案（即让非人类他者和未来代际自主表达）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或者接受次优的方案（即让其利益由能够代表他们的他者来表达）。生态民主的边界流动性时相对于主权领土边界固定性而言的。对领土范围内事务处理的排斥性权力正是尊重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原则的具体表现。然而，由于生态难题往往具有流动性，能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跨越领土边界，从而对他国主权造成侵犯，如大气、海洋污染和核试验等，因此需要一种跨国机制来适应这一主权问题的新变化。生态民主通过哈贝马斯所称之为的“交往正义”催生出国际环境法的预警原则，以弥补受伤害国单方面举证责任原则的不足，从而形成对跨国环境问题的动态适应过程。可见生态民主形式是自上而下框架、代表形式和动态适应的综合。
3.生态民主全球向度的内容。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不可逆转的过程，但是也为生态民主在全球的扩展提供了可能。在经济交往过程中隐藏生态代价转移，是发达国家借生态现代化之名推行生态帝国主义，违背了生态民主的规律在全球向度上的体现。这些规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内容当中：世界交往的自由对话、包容与尊重他者自治和改变个体偏好的社会学习。
自由对话首先意味着生态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不受限制，其次要求对话参与方必须为他们的主权行为提出恰当理由，得以受到反对方的评估和检验。包容与尊重他者自治是一种如汉娜·阿伦特声称的“代表性思考”，即必须在此基础上以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提出新的主权规范。改变个体消费偏好的社会学习，则为生态民主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的纠偏提供了必经之路。
三、生态民主超越主权的路径
政治理论往往是对现实难题的一种回应和对政治行为的分析总结。生态民主作为一种世界主义理想，首先是在新社会运动尤其是环境运动不断扩展的催化作用下萌芽的。随着与生态保护相关的跨国机构，如绿色和平国际、地球之友国际和世界自然基金等的成立，生态民主才得以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占得一席之地。这是绿色思想不断适应主权的过程。当劳工运动理论（“红”）与生态民主的绿色思想结束曾出现过的对立状况并进入深度融合之后，才能切实推进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以达到最终超越主权的目标。这种超越是基于主权的而不是试图对它的替代，即主权之上的生态民主。
1.新社会运动。作为一系列大众性社会抗议运动的主体，新社会运动团体天生具有的激进本性和那些不断增加的跨国集体行动着实对主权提出了挑战。这些运动都具有同一个特征，即对平等、民主、生态友好等普世价值或人类共同利益的追求。这种局部政治动员尽管收到某些地方性效果，却难以在全球顺利推行。这是因为发展作为主权的合法目的和首要追求依然存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在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形下更是如此。
2.绿色国际组织。生态民主在绿色国际组织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然而却是不充分的。国际环境标准所导致的国家竞次战略正是其不良后果。出现这种情况必然有其深层次原因，那就是绿色国际组织的权力和资金，大部分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精英。类似于西方选举对民主的操纵，生态民主力量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不得不将自身置于被同质化的危险中。
3.红绿联盟与主权间的合作。为尽量化解上述同质化危险，生态民主力量必須寻求更广泛的支持与合作。劳工运动在反对资本主义在全球无限扩张给人类与工作环境带来严重损害方面，与绿色运动有着共通的利益诉求。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能否达成协调一致。这种伦理认识上的误差将难以阻挡他们二者之间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情况下达成现实境况中的共识，因此这是由互相支持而非抗衡推动的合作。
当主权的构成性话语中出现红绿联盟不断壮大的趋势时，主权的绿化和生态民主的扩大便拥有了现实可能性。这是红绿力量足以抗衡主流政治经济时才能达到的效果。当市场化力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人们的地方性身份认同也趋于衰弱，无法为这种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时就需要一种对民主程序的信奉来支撑，逐步过渡到多元文化的复兴与实现世界交往的正义理想。
四、生态民主基于主权实现超越
前面已经提到，生态民主并不是试图替代主权，而是基于主权以追求在解决全球生态难题能力上的突破。实际上这是对国家稳定和全球生态危机尚未激化主权矛盾导致战争冲突的前提性假定。如果生态民主在无视这一假定的条件下强行激进化，反而有可能会加速战争以毁灭一切。因此，生态民主依然需要“向制度内进军”。世界紧张局势往往发端于主权内的不稳定，生态民主不应成为这些不稳定因素中的一个。由此可见，生态民主是服务于主权巩固的，因为它能为主权提供更多的合法性来源。
生态民主自下而上的形式保证了主权稳定的前提，这得益于基层实践所具有的适应性与对广泛民意的反应灵敏性。而从人类到非人类的利益考量，则使伦理认识更具有包容性，有利于社会稳定。到生态难题跨越领土主权边界这一层面，生态民主所具有的边界流动性使双方或多方的弱势群体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生态破坏行为，建立同情性的世界团结。
为发展生态民主推崇的价值观，红绿联盟承担着教育世界公民的任务，而这与同主权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反之，这也正是世界新形势下主权所需要的部分。因此，生态民主的社会学习必然统一在红绿联盟适当引导的主权框架之下，这是基于主权所作的价值、政治、体制与经济的综合性超越。
参考文献：
[1]罗宾·艾克斯利[澳]，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M]，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4：19+160.
[2]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1：194.
[3]郇庆治，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269.
[4]潘安安，环境与主权——试论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发展对国家主权的影响[J]，甘肃农业，2005（2）：63-64.
[5]何晓妍，论尊重国家主权和不损害管辖范围以外环境原则[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4（3）.
[6] Robert Goodin."Enfranchising the earth，and its alternatives."[J]，Politic studies， 44/5（1996）， p.843.
[7] Hannah Arendt."The crisis of culture，"[J]，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Six Exercises of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Meridan ，1961.
作者简介：刘然，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生态政治方向。祝海兵，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全球生态危机 主权 生态民主
一、当前主權如何应对全球生态危机
当前，伴随着世界秩序由单极向多极的逐渐演进（自二十一世纪以来），主权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观念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大体上可分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和批判性建构主义三种观念。从它们的发展趋势及其受认可程度来看，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现实主义则体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引领新一轮的生态技术革新，而批判性建构主义试图通过其反思性文化变革来挑战主流消费主义文化。
1.新现实主义。在面对国际秩序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时，新现实主义认为，作为理性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国家，没有动机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保护环境。主权此时被理解为将辖区内的战略利益，如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等置于基础性地位。对于环境难题甚至全球生态危机，只要它们未直接威胁到单个国家的生存或领土完整，就被主权纳入低政治问题来对待（那些由于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而受到威胁的低地岛国除外）。然而，新现实主义在基于权力（强权和霸权）主宰现实的过程中，正如它一直所宣称的那样，并非在全球生态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它试图通过主权的竞争性战略来推动生态技术革新的发展。这是由发达国家政治、经济精英所合力推动的，属于弱生态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试图通过难题转移来创造主权内部绿化的环境条件，然后产生示范效应供其他落后地区和大多数南方国家模仿。但是，新现实主义却时常忽视自身的伤害责任，同时未能将绿色技术及时转让给落后国家，结果陷入了无法将污染工业无限地在全世界转移的矛盾之中，因而难以有效应对全球生态危机。
2.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主要竞争者——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在面对全球生态危机时，坚持通过环境多边主义来减少主权国家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并力争改善环境合作。这种基于自由契约主义原则的环境多边主义是为巩固国家主权服务的。虽然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领土统治的基本结构，但却对主权永久利用其自然资源及环境使用权利作出了某种程度的限制要求，而且这种主权举措往往是自愿性的，能够缓解某些共同环境难题和减弱部分跨国生态破坏。然而，全球生态危机是系统性危机，并不能仅仅依靠某些环境难题的解决来应对，需要适当避免主权在这一整体性问题上依然存在的过度排斥本性。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3.批判性建构主义。作为对上述两种观念的补充，批判性建构主义提供了国际政治中变化着的文化与主权话语的重要性。全球生态危机有其深层次的文化根源，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的不断扩展，致使地方性的传统和生态都受到文化均质化的不利影响，甚至削弱主权的有利方面。批判性建构主义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提出消费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提供了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同情性团结的社会基础。然而，随着该派别行为体代表他者以及非人类自然利益而进入政治机会结构中，其批判反思性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所消解或融合。这是由于现有的民主形式，即自由民主制本身的局限性所引起的，体现为集体偏好难以预测和无法实施恰当的生态控制，只能寄希望于发展出新的生态民主形式。
二、生态民主固有的全球向度
以塔基斯·福托鲍洛斯为代表的包容性民主理论家试图扩展民主的范围，即从传统的政治领域向更广阔的空间延伸，为生态民主取得实质性进展打下坚实基础。除政治领域之外的空间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其他领域。作为包容性民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态民主的真正建立必然采取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形式。在建立“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大众基础”，即地方性包容民主基础之上，它们会邦联化并为新的、更大规模上的邦联制民主的建立创造条件。这种生态民主所内含的某些价值应当高于像国家主权这样的其他价值，这是由其本身固有的全球向度所决定的。
1.包容性民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球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多维度危机最突出和集中的方面，而这些多维度危机的根源在于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问题。包容性民主理论意图通过创造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制度，以及通过世界性公民教育以培养新型的和较一致地关于全球生态方面的价值观，来渐进地实现生态民主。
具体来看，政治民主的目标是建立起公民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有效控制，让更多直接或间接受到政治决策伤害的群体或国家甚至非人类自然有参与决定或被合理代表的机会。例如对生物克隆技术的审议应当更加民主。经济民主致力于保证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市场主体的利益均能在研究开发与技术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做法是使经济政策的决定更加倾向于鼓励中小市场主体在新兴生态产业中的发展，解决其资金极度缺乏的问题，从而达到与垄断资本在生态市场上的抗衡，渐进寻找新的市场平衡点。这些经济政策的决定，也要在广泛的民主审议过程中作出，确保有利于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与主权的合法存续。社会领域的民主则体现为人们在工厂、办公室、家庭和实验室等享有平等的决策权。这是消除人们生态破坏倾向的情感来源，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以平等、互惠、团结来取代竞争关系时，而这正符合生态女性主义所力主的对父权制破坏生态的内源性批评，这样才不至于产生过多负面情绪从而转嫁到生态环境中。只有在实现上述所有领域的民主的同时，生态民主才能确保全球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得到充分的考虑。 2.生态民主形式。生态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从人类到非人类的和具有边界流动性的跨国民主形式。自下而上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汇集有利于生态保护方面的资源，推行生态民主的基层实践，最终扩展至区域、国家乃至全世界，以期实现主权的绿化。从人类到非人类则涉及到代表他者利益的伦理问题。既然最好的解决方案（即让非人类他者和未来代际自主表达）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或者接受次优的方案（即让其利益由能够代表他们的他者来表达）。生态民主的边界流动性时相对于主权领土边界固定性而言的。对领土范围内事务处理的排斥性权力正是尊重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原则的具体表现。然而，由于生态难题往往具有流动性，能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跨越领土边界，从而对他国主权造成侵犯，如大气、海洋污染和核试验等，因此需要一种跨国机制来适应这一主权问题的新变化。生态民主通过哈贝马斯所称之为的“交往正义”催生出国际环境法的预警原则，以弥补受伤害国单方面举证责任原则的不足，从而形成对跨国环境问题的动态适应过程。可见生态民主形式是自上而下框架、代表形式和动态适应的综合。
3.生态民主全球向度的内容。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不可逆转的过程，但是也为生态民主在全球的扩展提供了可能。在经济交往过程中隐藏生态代价转移，是发达国家借生态现代化之名推行生态帝国主义，违背了生态民主的规律在全球向度上的体现。这些规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内容当中：世界交往的自由对话、包容与尊重他者自治和改变个体偏好的社会学习。
自由对话首先意味着生态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不受限制，其次要求对话参与方必须为他们的主权行为提出恰当理由，得以受到反对方的评估和检验。包容与尊重他者自治是一种如汉娜·阿伦特声称的“代表性思考”，即必须在此基础上以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提出新的主权规范。改变个体消费偏好的社会学习，则为生态民主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的纠偏提供了必经之路。
三、生态民主超越主权的路径
政治理论往往是对现实难题的一种回应和对政治行为的分析总结。生态民主作为一种世界主义理想，首先是在新社会运动尤其是环境运动不断扩展的催化作用下萌芽的。随着与生态保护相关的跨国机构，如绿色和平国际、地球之友国际和世界自然基金等的成立，生态民主才得以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占得一席之地。这是绿色思想不断适应主权的过程。当劳工运动理论（“红”）与生态民主的绿色思想结束曾出现过的对立状况并进入深度融合之后，才能切实推进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以达到最终超越主权的目标。这种超越是基于主权的而不是试图对它的替代，即主权之上的生态民主。
1.新社会运动。作为一系列大众性社会抗议运动的主体，新社会运动团体天生具有的激进本性和那些不断增加的跨国集体行动着实对主权提出了挑战。这些运动都具有同一个特征，即对平等、民主、生态友好等普世价值或人类共同利益的追求。这种局部政治动员尽管收到某些地方性效果，却难以在全球顺利推行。这是因为发展作为主权的合法目的和首要追求依然存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在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形下更是如此。
2.绿色国际组织。生态民主在绿色国际组织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然而却是不充分的。国际环境标准所导致的国家竞次战略正是其不良后果。出现这种情况必然有其深层次原因，那就是绿色国际组织的权力和资金，大部分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精英。类似于西方选举对民主的操纵，生态民主力量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不得不将自身置于被同质化的危险中。
3.红绿联盟与主权间的合作。为尽量化解上述同质化危险，生态民主力量必須寻求更广泛的支持与合作。劳工运动在反对资本主义在全球无限扩张给人类与工作环境带来严重损害方面，与绿色运动有着共通的利益诉求。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能否达成协调一致。这种伦理认识上的误差将难以阻挡他们二者之间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情况下达成现实境况中的共识，因此这是由互相支持而非抗衡推动的合作。
当主权的构成性话语中出现红绿联盟不断壮大的趋势时，主权的绿化和生态民主的扩大便拥有了现实可能性。这是红绿力量足以抗衡主流政治经济时才能达到的效果。当市场化力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人们的地方性身份认同也趋于衰弱，无法为这种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时就需要一种对民主程序的信奉来支撑，逐步过渡到多元文化的复兴与实现世界交往的正义理想。
四、生态民主基于主权实现超越
前面已经提到，生态民主并不是试图替代主权，而是基于主权以追求在解决全球生态难题能力上的突破。实际上这是对国家稳定和全球生态危机尚未激化主权矛盾导致战争冲突的前提性假定。如果生态民主在无视这一假定的条件下强行激进化，反而有可能会加速战争以毁灭一切。因此，生态民主依然需要“向制度内进军”。世界紧张局势往往发端于主权内的不稳定，生态民主不应成为这些不稳定因素中的一个。由此可见，生态民主是服务于主权巩固的，因为它能为主权提供更多的合法性来源。
生态民主自下而上的形式保证了主权稳定的前提，这得益于基层实践所具有的适应性与对广泛民意的反应灵敏性。而从人类到非人类的利益考量，则使伦理认识更具有包容性，有利于社会稳定。到生态难题跨越领土主权边界这一层面，生态民主所具有的边界流动性使双方或多方的弱势群体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生态破坏行为，建立同情性的世界团结。
为发展生态民主推崇的价值观，红绿联盟承担着教育世界公民的任务，而这与同主权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反之，这也正是世界新形势下主权所需要的部分。因此，生态民主的社会学习必然统一在红绿联盟适当引导的主权框架之下，这是基于主权所作的价值、政治、体制与经济的综合性超越。
参考文献：
[1]罗宾·艾克斯利[澳]，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M]，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4：19+160.
[2]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1：194.
[3]郇庆治，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269.
[4]潘安安，环境与主权——试论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发展对国家主权的影响[J]，甘肃农业，2005（2）：63-64.
[5]何晓妍，论尊重国家主权和不损害管辖范围以外环境原则[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4（3）.
[6] Robert Goodin."Enfranchising the earth，and its alternatives."[J]，Politic studies， 44/5（1996）， p.843.
[7] Hannah Arendt."The crisis of culture，"[J]，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Six Exercises of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Meridan ，1961.
作者简介：刘然，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生态政治方向。祝海兵，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