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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一场“加时赛”后，坎昆联合国气候大会于12月11日凌晨低调落幕。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2010年3月的全国两会，落幕不久的上海世博会，自然也包括刚刚延期一天结束的坎昆会议，如果要找到共同点，那么“低碳”无疑是从哥本哈根贯穿到坎昆的年度“热词”之一。全国两会关于“低碳经济”的热议，上海世博会打出的“低碳”标签，全国各地四处喊出的“低碳城市”口号，你我交谈时随时蹦出的流行语……“低碳”概念并非发端于2010，却在这一年度风行一时。
令人尴尬的是，低碳在成为热词乃至成为社会共识的同时，我国低碳发展却鲜有明确可操作的规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约有100个城市打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口号，然而有明确规划的却少之又少。缺乏标准，技术依然稀缺，这些都是低碳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而此时的低碳几乎成了“万金油”，人人都可以打出这张牌，却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去打。
在概念、口号营造出的层层迷雾下，我国低碳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口号式发展背后
上海、保定、天津、德州、西藏……我国究竟有多少正在建设的“低碳城市”，这些名字可以列出一页纸。但是，有多少城市拿出了具体规划，或许列不出一行。“我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几乎成了分水岭。我国政府当时承诺，到202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0%至45%。“低碳”这个原本并不为广大我国民众熟知的词语，由此成为随后一年的热词，低碳发展也以一种概念，进入到了我国城市发展的规划层面。
2008年，上海和保定提出过打造中国首批低碳城市，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低碳发展试点城市名单。实际上我国只有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等5个省，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等8个城市正式成为首批试点地区。然而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却已有100个城市提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口号。
已经列入首批试点的这些省市，目前也没有拿出具体规划。“明确的行动目标和具体措施”，这是国家发改委对试点的五省八市提出的5项任务之一，并在8月份公布的《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但是，发改委的这份意见也只是要求试点省市拿出规划，却并没有从国家层面给出具体的指导意见。
2003年2月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发表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宣布到2050年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即肇始于此。而英国伦敦市则在2007年首次提出发展“低碳城市”，并提出到2025年，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减少到1990年的60%。哥本哈根这座因为“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为人们熟知的城市，也在致力于低碳发展，1995年至2005年，该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0%。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峻峰看来，低碳发展主要指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建设低碳城市也主要包含这两方面，而其中的核心则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目前我国低碳发展并无成熟的先例，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各省市，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很多人对于低碳的理解，几乎等同于“环保”，不少城市决策者对气候变化及能源安全的相关背景缺乏了解，缺乏对发展低碳经济紧迫性的认识。在概念尚且存在诸多误区的情况下，建设低碳城市就成了一个各自都可以自圆其说的“王牌”。如山东德州要打造“太阳城”，杭州市提出了“公交零换乘、免费自行车、绿色建筑”等所谓的“低碳新政50条”等。低碳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了招商引资或者地产开发的“噱头”，制造着发展上的亮点。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则片面地认为低碳会影响当地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低碳发展的标准空白
究竟什么才算低碳发展，又该怎样低碳发展，这些疑问成了关键，而这些都指向了低碳发展的标准问题。
“节能减排”在即将过去的5年中一直困扰着很多地方政府。按照“十一五”规划，我国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要在“十一五”期间降低20%左右，各省市也都下达了明确的节能减排目标。于是在2010年下半年，我们看到了不少节能减排逼出的闹剧，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对城区拉闸限电，个别城市为了完成建筑节能目标，甚至谎报改造任务。正是对于“节能减排”的惯性理解，目前，很多地方仍将其等同于低碳发展。尽管也在降低碳排放，但是节能减排的最终目的在于降低单位能耗，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低碳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低碳与节能不同，它贯穿整个人类生产和使用的过程，是否低碳，需要系统的考量生产和使用过程所带来的总排放量。如太阳能电池确实很低碳，但是生产电池过程能源消耗却非常大，这时候要衡量这个产业是否低碳发展，就要综合考虑其整个流程。而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低碳发展标准加以规范和界定。
实际上早在今年3月，中国社科院曾公布了一个评估低碳城市的标准体系，其中“低碳生产力、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等四项是其评估的主要方面。该标准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低碳发展标准的空白，不过官方至今任然没有正式的低碳经济评估标准。
“建筑、交通、工业这些碳排放源的低碳规划需要纳入城市发展的整体规划，让城市的碳排放总量能够下降。”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认为，这是低碳城市发展需要参考的标准。但是，这仅仅是就宏观层面而言，并未涉及到具体的规划和实施。目前国家首批试点的低碳城市并没有相关具体标准，各个城市也都在各自摸索。
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已经明确提出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推广低碳基础。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介绍，低碳发展是国家战略也是大势所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8月份出席2010中国低碳发展论坛时就曾表示，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低碳标准，争取尽快出台。
求解“技术依赖症”
“低碳城市”、“低碳发展”，这些美好的愿景或是夸张的口号，都难以掩盖低碳技术的稀缺。
11月28日，中国首届低碳技术创业大赛启动，作为大赛特邀嘉宾，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杨柏龄特意脱掉了厚厚的外套，走上了发言台。“外套太厚，穿上会加速新陈代谢，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杨柏龄笑着说，尽管这段幽默让现场的气氛轻松了许多，但是接下来的话题却让人们不得不面对我国低碳发展的严峻现实。
中国能否实现低碳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碳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然而现实却是，我国的低碳技术稀缺，中国企业长期处在技术中下游，依赖技术进口。风力发电是目前发展最快的新能源行业，但是其核心零部件如轴承、变流器等生产技术均未能突破。
“研发力量仍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匮乏，院所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又缺乏根本性突破。”杨柏龄说，这是造成我国低碳技术缺乏的现实原因之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则坦言，“我们整个国家创新能力还不够。”此次创业大赛的组织方，曾通过网络检索到10份低碳技术专利，但是其中有真正意义上的低碳价值的却很少，更难说在实践中推广。
自己造不出来，那就去买，这是一个最为简单易行的逻辑。但是发达国家在众多高新技术上对于发展中国家一直有所保留，低碳技术无疑就是其中之一。我国目前仍主要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寻求国际间的技术转让。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是长期以来，这些大都只停留在文字上。
“这个问题已经已经谈了快19年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介绍，技术转让，发达国家不会便宜给你，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发展，又需要免费的、至少是低价的低碳技术，这就是一个矛盾，这也是气候变化谈判所遇到的最大的障碍之一。坎昆会议刚刚于12月11日结束，在这一议题上也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在这个时候，自主创新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中国首届低碳技术创业大赛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发掘和激励整个社会的低碳技术创新能力。大赛主办方，《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贾鹤鹏就认为，开发低碳技术，需要国家投入更大的研发力量，也需要技术研发者从一开始就注重与市场的结合，促进低碳技术的市场化，这样才能让我国的低碳技术从概念和技术走向实业，进而推动我国的低碳发展。
不得不走的道路
缺乏标准、技术稀缺，低碳发展尽管面临诸多困境，却是当下我国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
“十一五”规划马上到期，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已无悬念。然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却坦言：“令人振奋的同时，却难免感觉苦涩。”在单位能耗降低的同时，能耗总量依然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这5年时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增长了约11亿吨标准煤。而且可再生能源增加10%的目标没有实现，这也和我国能源消耗总量激增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俊峰还记得，在2004年预测我国能源消耗总量时，普遍的预计是2020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会突破30亿吨标准煤。但现实结果是，2009年这一数字就达到了31亿吨，整整提前了11年。能源消耗总量，达到第一个10亿吨用了40年，达到第二个10亿吨用了约15年，这种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下一个10年恐怕还会比较紧张”，李俊峰认为目前能源所消耗的煤炭、石油等都是不可再生的，在总量如此急剧增加的情况下，能源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在李俊峰看来，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大背景实际上就是能源问题。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类对发展的需求是无限的，但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尤其是现阶段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却是有限的，人们需要一个共同认可的东西限制这种发展，于是找到了“气候变化”。
“把这些资源都消耗完吗，不光13亿人民不答应，恐怕全世界人民都不答应。”李俊峰分析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是7、8亿农民，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必须发展经济，不消耗能源也不行。”这一矛盾很难调和，这时候低碳发展就成了必然选择。
当然，温室气体带来的气候灾难是更为现实的背景，这也让低碳发展成为各国所必须承担的义务，更不用说，这项义务本身附加了不少国际背景下的政治博弈。199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启动。在这20年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了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我国的温室气体年度排放在2007年已跃居全球第一，人均排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且全球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约有一半源自中国。尽管人均排放量仍然只有美国的1/4，欧盟的1/2，但是总量的庞大和惊人的增长速度依然给我国碳排放带来巨大的国际压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低碳发展都是迫切的。”李俊峰说，但是在低碳技术稀缺、可再生能源开发尚且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慢一点，如果不顾技术条件，不顾能源发展的现实，一味追求所谓的低碳发展，追求快，那么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
如果不顾技术条件，不顾能源发展的现实，一味追求所谓的低碳发展，追求快，那么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2010年3月的全国两会，落幕不久的上海世博会，自然也包括刚刚延期一天结束的坎昆会议，如果要找到共同点，那么“低碳”无疑是从哥本哈根贯穿到坎昆的年度“热词”之一。全国两会关于“低碳经济”的热议，上海世博会打出的“低碳”标签，全国各地四处喊出的“低碳城市”口号，你我交谈时随时蹦出的流行语……“低碳”概念并非发端于2010，却在这一年度风行一时。
令人尴尬的是，低碳在成为热词乃至成为社会共识的同时，我国低碳发展却鲜有明确可操作的规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约有100个城市打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口号，然而有明确规划的却少之又少。缺乏标准，技术依然稀缺，这些都是低碳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而此时的低碳几乎成了“万金油”，人人都可以打出这张牌，却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去打。
在概念、口号营造出的层层迷雾下，我国低碳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口号式发展背后
上海、保定、天津、德州、西藏……我国究竟有多少正在建设的“低碳城市”，这些名字可以列出一页纸。但是，有多少城市拿出了具体规划，或许列不出一行。“我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几乎成了分水岭。我国政府当时承诺，到202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0%至45%。“低碳”这个原本并不为广大我国民众熟知的词语，由此成为随后一年的热词，低碳发展也以一种概念，进入到了我国城市发展的规划层面。
2008年，上海和保定提出过打造中国首批低碳城市，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低碳发展试点城市名单。实际上我国只有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等5个省，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等8个城市正式成为首批试点地区。然而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却已有100个城市提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口号。
已经列入首批试点的这些省市，目前也没有拿出具体规划。“明确的行动目标和具体措施”，这是国家发改委对试点的五省八市提出的5项任务之一，并在8月份公布的《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但是，发改委的这份意见也只是要求试点省市拿出规划，却并没有从国家层面给出具体的指导意见。
2003年2月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发表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宣布到2050年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即肇始于此。而英国伦敦市则在2007年首次提出发展“低碳城市”，并提出到2025年，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减少到1990年的60%。哥本哈根这座因为“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为人们熟知的城市，也在致力于低碳发展，1995年至2005年，该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0%。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峻峰看来，低碳发展主要指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建设低碳城市也主要包含这两方面，而其中的核心则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目前我国低碳发展并无成熟的先例，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各省市，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很多人对于低碳的理解，几乎等同于“环保”，不少城市决策者对气候变化及能源安全的相关背景缺乏了解，缺乏对发展低碳经济紧迫性的认识。在概念尚且存在诸多误区的情况下，建设低碳城市就成了一个各自都可以自圆其说的“王牌”。如山东德州要打造“太阳城”，杭州市提出了“公交零换乘、免费自行车、绿色建筑”等所谓的“低碳新政50条”等。低碳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了招商引资或者地产开发的“噱头”，制造着发展上的亮点。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则片面地认为低碳会影响当地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低碳发展的标准空白
究竟什么才算低碳发展，又该怎样低碳发展，这些疑问成了关键，而这些都指向了低碳发展的标准问题。
“节能减排”在即将过去的5年中一直困扰着很多地方政府。按照“十一五”规划，我国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要在“十一五”期间降低20%左右，各省市也都下达了明确的节能减排目标。于是在2010年下半年，我们看到了不少节能减排逼出的闹剧，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对城区拉闸限电，个别城市为了完成建筑节能目标，甚至谎报改造任务。正是对于“节能减排”的惯性理解，目前，很多地方仍将其等同于低碳发展。尽管也在降低碳排放，但是节能减排的最终目的在于降低单位能耗，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低碳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低碳与节能不同，它贯穿整个人类生产和使用的过程，是否低碳，需要系统的考量生产和使用过程所带来的总排放量。如太阳能电池确实很低碳，但是生产电池过程能源消耗却非常大，这时候要衡量这个产业是否低碳发展，就要综合考虑其整个流程。而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低碳发展标准加以规范和界定。
实际上早在今年3月，中国社科院曾公布了一个评估低碳城市的标准体系，其中“低碳生产力、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等四项是其评估的主要方面。该标准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低碳发展标准的空白，不过官方至今任然没有正式的低碳经济评估标准。
“建筑、交通、工业这些碳排放源的低碳规划需要纳入城市发展的整体规划，让城市的碳排放总量能够下降。”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认为，这是低碳城市发展需要参考的标准。但是，这仅仅是就宏观层面而言，并未涉及到具体的规划和实施。目前国家首批试点的低碳城市并没有相关具体标准，各个城市也都在各自摸索。
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已经明确提出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推广低碳基础。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介绍，低碳发展是国家战略也是大势所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8月份出席2010中国低碳发展论坛时就曾表示，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低碳标准，争取尽快出台。
求解“技术依赖症”
“低碳城市”、“低碳发展”，这些美好的愿景或是夸张的口号，都难以掩盖低碳技术的稀缺。
11月28日，中国首届低碳技术创业大赛启动，作为大赛特邀嘉宾，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杨柏龄特意脱掉了厚厚的外套，走上了发言台。“外套太厚，穿上会加速新陈代谢，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杨柏龄笑着说，尽管这段幽默让现场的气氛轻松了许多，但是接下来的话题却让人们不得不面对我国低碳发展的严峻现实。
中国能否实现低碳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碳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然而现实却是，我国的低碳技术稀缺，中国企业长期处在技术中下游，依赖技术进口。风力发电是目前发展最快的新能源行业，但是其核心零部件如轴承、变流器等生产技术均未能突破。
“研发力量仍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匮乏，院所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又缺乏根本性突破。”杨柏龄说，这是造成我国低碳技术缺乏的现实原因之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则坦言，“我们整个国家创新能力还不够。”此次创业大赛的组织方，曾通过网络检索到10份低碳技术专利，但是其中有真正意义上的低碳价值的却很少，更难说在实践中推广。
自己造不出来，那就去买，这是一个最为简单易行的逻辑。但是发达国家在众多高新技术上对于发展中国家一直有所保留，低碳技术无疑就是其中之一。我国目前仍主要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寻求国际间的技术转让。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是长期以来，这些大都只停留在文字上。
“这个问题已经已经谈了快19年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介绍，技术转让，发达国家不会便宜给你，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发展，又需要免费的、至少是低价的低碳技术，这就是一个矛盾，这也是气候变化谈判所遇到的最大的障碍之一。坎昆会议刚刚于12月11日结束，在这一议题上也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在这个时候，自主创新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中国首届低碳技术创业大赛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发掘和激励整个社会的低碳技术创新能力。大赛主办方，《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贾鹤鹏就认为，开发低碳技术，需要国家投入更大的研发力量，也需要技术研发者从一开始就注重与市场的结合，促进低碳技术的市场化，这样才能让我国的低碳技术从概念和技术走向实业，进而推动我国的低碳发展。
不得不走的道路
缺乏标准、技术稀缺，低碳发展尽管面临诸多困境，却是当下我国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
“十一五”规划马上到期，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已无悬念。然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却坦言：“令人振奋的同时，却难免感觉苦涩。”在单位能耗降低的同时，能耗总量依然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这5年时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增长了约11亿吨标准煤。而且可再生能源增加10%的目标没有实现，这也和我国能源消耗总量激增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俊峰还记得，在2004年预测我国能源消耗总量时，普遍的预计是2020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会突破30亿吨标准煤。但现实结果是，2009年这一数字就达到了31亿吨，整整提前了11年。能源消耗总量，达到第一个10亿吨用了40年，达到第二个10亿吨用了约15年，这种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下一个10年恐怕还会比较紧张”，李俊峰认为目前能源所消耗的煤炭、石油等都是不可再生的，在总量如此急剧增加的情况下，能源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在李俊峰看来，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大背景实际上就是能源问题。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类对发展的需求是无限的，但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尤其是现阶段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却是有限的，人们需要一个共同认可的东西限制这种发展，于是找到了“气候变化”。
“把这些资源都消耗完吗，不光13亿人民不答应，恐怕全世界人民都不答应。”李俊峰分析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是7、8亿农民，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必须发展经济，不消耗能源也不行。”这一矛盾很难调和，这时候低碳发展就成了必然选择。
当然，温室气体带来的气候灾难是更为现实的背景，这也让低碳发展成为各国所必须承担的义务，更不用说，这项义务本身附加了不少国际背景下的政治博弈。199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启动。在这20年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了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我国的温室气体年度排放在2007年已跃居全球第一，人均排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且全球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约有一半源自中国。尽管人均排放量仍然只有美国的1/4，欧盟的1/2，但是总量的庞大和惊人的增长速度依然给我国碳排放带来巨大的国际压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低碳发展都是迫切的。”李俊峰说，但是在低碳技术稀缺、可再生能源开发尚且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慢一点，如果不顾技术条件，不顾能源发展的现实，一味追求所谓的低碳发展，追求快，那么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
如果不顾技术条件，不顾能源发展的现实，一味追求所谓的低碳发展，追求快，那么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