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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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伟人、哲人、智者、勇者、智勇双全者灿若星辰,不胜枚举。倘若现代,冠以大师、大家、明星、大腕等头衔者更如过江之鲫。但在我肤浅的认识中,一直对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和西南联大的那些教授学人顶礼膜拜,推崇备至。在素有“颂圣文化”和“明君情结”的中国,在浩浩两千多年的时空里,这两大“团队”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也即“士”的精神。
  因为有这样的崇敬,很多年来我一直特别留意相关的书籍和文章。最近读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那个战乱动荡的时代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人才而感怀不已。
  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由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7月31日),前后共计九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中有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有何炳棣、王浩、邹谠等社会及人文科学家,也有殷海光等思想家……这些人中的某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领域。
  西南联大的成功离不开教授。在那个特殊的大学里,前后共有179位教授,几乎汇集了国内各个学科大部分的精英翘楚,风云际会,人才济济。如梅贻琦先生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些人大多既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又对西方现代知识有着很深的理解。他们对“五四”以来蔡元培先生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教育精神有着高度的认同,坚定地认为学术同政治是分开的,思想、学术必须独立和自由。他们坚守着共同的治学理念和学术精神,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树起了公平和良知的丰碑,他们身体力行、言传身教,造就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短暂辉煌。
  在国家动乱、战火纷飞的年代,西南联大却保持并发扬了良好的学术传统,这不能不引人深思。梅贻琦先生著名的“从游论”或许可给我们启迪,“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谢泳先生在书中也这样分析,“学术传统的延续,首先要靠相对稳定的教授群体的形成。当时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结出丰硕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个教授群体从年龄结构上呈完整的三代共存现象。”其次,“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丰富的内涵,从教授的自由流动到教授治校,从合理抗议政府到支持学生运动,从视学术自由为生命到为自由而关心政治,这些今日看来很抽象的东西,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由大量生动的事例构成了鲜活的学术传统。”
  西南联大的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笔财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的高度体现。是特殊的历史时期使西南联大抹上了某种悲壮的色彩,而这种悲壮背后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气节的高度凝练,道德和文章的相得益彰。
  西南联大没有校长,只有三个大学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的常委。在设立之初,傅斯年、胡适等人就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了四条建议,即:战时常态化教育;重视同等学力;大学独立;杜绝无知疆吏的干涉。
  在以后的办学中,这样的建议也基本得到了落实。如,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校史》第260页)。尽管时局动荡,但教授们的整个心态是从容而平静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自身的价值,教育当局也都知道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授治校的传统。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那段谁也不怕谁的日子闪烁着智慧、自由、独立、宽容的光芒,这些光芒并没有因为战争而褪色消沉,这些光芒的背后是大师们的人格和气节。
  教授们的人格和气节在1945年昆明“一二·一”爱国运动中更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年正是反内战的高潮时期,11月25日,学生时事晚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按照惯例,都会邀请知名教授参加,这次晚会也不例外。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受邀参加该晚会并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演讲。演说正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枪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在时事晚会上发表演讲具有很大的危险,闻一多、李公朴就是在集会中被暗杀的。但在整个过程中,四位持不同政见的教授都没有任何恐惧感。例如费孝通,他在演讲时突然断电,枪声四起,但他仍然呼喊:“我们不但要在黑暗中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教授们的人格和气节还反映在对于物质的态度上。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在经济方面自是要优越许多。但就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西南联大在昆明的九年时间里是物质极其匮乏的,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事实,国难当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的回忆文章里时常提及在西南联大生活的岁月,其中对于物质条件的艰苦也时有描述,但各院系教授、学生毫无怨愤之言,齐心共赴国难。这是真正的文化的力量,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放弃个人尊严和物质追求,几乎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热诚为中国学术在屈辱的时代中寻找一片净土,中国学人历来推崇的气节、民族观在非常的历史时期被发挥到极致,而在那些教授身上体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的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在七十多年以后纪念一所已经逝去的大学,缅怀那一个个鲜活的“大师”,主要是为了参照当今的现实,唤醒精神的力量,重树学术的标杆,延续文化的脉络。我们不能只艳羡与沉思逝去的西南联大,我们更要重塑中国学术的价值标准。西南联大的大师们真的是中国教育的终结版吗?西南联大真的成了中国教育难以企及的高度吗?历史在我们手中,看怎么书写吧。耳旁,仿佛又响起了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发表的铮铮宣言:一切以法制立论为基本前提;一切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原则;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前途努力;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绝不是围绕个人,而是以公理为尺度。呜呼,联大逝去,大师不朽!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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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未央歌》,鹿桥著,黄山书社
  本作品以抗战时代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为背景,描写了年轻学生的生活和理想。书中人物个性鲜活,情节感人,风格清新、活泼,情调自信、乐观。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真挚情感,谱成了一个真善美的永恒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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