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一直在持续发酵，即南京市的一个代表团访问日本名古屋时，该市市长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而我方代表团竟然未能予以应有的驳斥。消息传来，举国哗然，一方面为日方否认侵略罪行的言论义愤填膺，一方面也对南京代表团在这种原则问题上表现出的懦弱胆怯、进退失据，感到难以接受，难以理解，难以释怀。
　　说来也巧，在此期间又看到国内一家知名媒体刊发的一则短信息：近期一夜成名的美职篮华裔球星林书豪，在纽约尼克斯队战胜森林狼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用流利的汉语回答完一位日本记者的问题后说：“麻烦你跟你的同胞说一声，钓鱼岛是中国的。”日本记者说：“至少在地理上，钓鱼岛离日本更近。”而林书豪谈谈地说：“在地理上，日本四岛离中国也很近。”日本记者冷汗满面。全场肃静了一会儿，继而掌声雷动。
　　把这两件本无关联之事放在一起来审视，使人产生很多感慨。
　　假如对现实能够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与了解，我们就会对南京官员在日本的表现，不但不感到奇怪，还会表示深深的“理解”。可以想见，在那样一个中日双方进行交流的外交场合，突然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对于我们的不少官员而言，不知所措、处置失当，应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在既没有“上级领导”事先定好的调子，又没有秘书准备好的稿子，更无法及时请示汇报的情况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和怎么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官员大多习惯于照本宣科，热衷于讲大而无当的官话、套话、空话甚至假话，能讲有自己独特个性和独到见解的“新话”、讲实实在在的真话的十分鲜见。积久成习，当遇到一些特殊场合需要有针对性地随机讲语、表明自己的观点时，就会出现不敢说、不会说、不能说的现象。
　　是我们的官场生态造就了这种现象，即大家都说“标准”话，表“统一”态，操“规范”腔，这样才安全、保险、稳妥，万不得已的时候，哪怕打哈哈、答非所问，或“顾左右而言他”，也不敢自以为是、逾越规矩，免得乌纱不保，上进受阻。尤其是在对上和对外时，在精神和人格上始终处于一种被奴化、被阉割的状态，很难站直了说话。这次南京的官员正好撞上了这档子事，他们只是做出了一种习惯性的选择，即宁曲不直，宁庸勿错，在原则问题上表现出了可耻的懦弱和可怜的算计，希冀将事端化解于无形，以便在“亲善和协”的氛围中“圆满”完成访日使命。他们从自己的“小我”出发，自以为这样的处置是适当的，合理的，在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对公理、正叉和良知的公然挑衅面前，把维护国格、人格放在了一边，把捍卫真理和尊严放在了一边，任其胡言乱语，大放厥词，自然为国人所不耻，成为众矢之的，
　　古人讲“言为心声”，而现实中许多冠冕堂皇的话，大多都是言不由衷、说非所想，以至于我们的学校也在应试的压迫和社会大环境的熏染之下，给下一代也打上了类似的烙印，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培养了学生按标准说话、按要求说话、按统一口径说话的技能和习惯，并且用事实向他们证明，你想什么和怎么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得到认可，获得实惠。因为考试的时候不按标准答案作答就要丢分，特定场合不按有关要求说话就要受到批评，惹来麻烦。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明白。说实话、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有时候是要吃亏的。写作文时为了能得高分，往往是假话连篇；在公开场合和镜头面前说话时也是假、大、空成份俱全，一派成人腔调。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人格扭曲与分裂。
　　“皇帝的新装”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故事的最大亮点，在于那个孩子用他的天真无邪，揭示了由利益和私欲编织的成人世界的可笑与可悲：在于看到并说出真相的，其实并不是孩子的眼睛与嘴巴，而是他未曾蒙尘的心灵。如今我们的孩子还会在那样的环境中毫无顾忌地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话吗?不能不忧虑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来也会成为各个层级的官员，也要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对人讲话，与人交流，还可能遭遇南京代表团出访名古屋时的情景，届时他们能够做到心无杂念地敢说、会说、能说吗?能够面对河村隆之之流的无耻之论拍案而起、严厉驳斥，然后愤然离席、拂袖而去吗?
　　林书豪只是一个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大学生，他的球技固然让不少人疯狂追捧、赞叹不已，然而我们更欣赏其作为一名华裔青年的人格与气节，他与日本记者的交锋，会使所有中国人肃然起敬，刮目相看。林书豪的所作所为，应该与他所接受的教育有关。也许，就像那个童话故事中的小男孩一样，林书豪只是把自己认为的真相公开说出来而已，但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需要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勇气与担当。倘若不信，南京代表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