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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文学显露出愈来愈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在此背景下，云南汉语诗歌尤其是部分特有少数民族诗歌呈现出活泼泼的生命气象、对自然的无限敬畏与强烈依恋、对现代化的心灵反省，这些独特品质及其蕴涵的人类普遍精神与达到的艺术高度，使云南诗歌在当代文学版图中日渐凸现。
关键词：全球化 云南汉语诗歌 独特品质
伴随着现代化步伐的迅猛来袭，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盛一日，世界的丰富性、差异性正在日渐消失。生活于这样的当下，人难免被一种忧思笼罩：会不会有一天，故乡被淹没在极度相似的世界中，无论从自然地貌还是个性气质、精神内核上，都再难把她从众多雷同的地块中辨认出来。故乡不仅是地块，更是养护生命、安抚心灵的家园。拉美作家略萨说过，一个没有文学的民族会从精神上慢慢变得野蛮起来。同样，一片没有文学的土地也会从精神上慢慢变得贫瘠起来。所幸，云南长久以来一直被文学尤其是诗歌滋养着。
回顾云南当代诗歌历史，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随军南下的诗人公刘、白桦、周良沛对军旅生活的诗意书写，晓雪、张长等诗人笔下描绘的风花雪月，聚焦、放大了云南的“丰富”“神奇”“边地”“民族”a，提升了云南文学的被关注度。“文化大革命”期间充当政治传声筒的工农兵诗歌难免粗陋乏味。80年代的米思及、于坚等“红土诗派”“第三代”诗人，则开始贴近大地，回到语言，回到具体事物，他们挖掘日常生活和平凡事物背后不同尋常的深意，进行及物书写。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许多作家纷纷转向，造成文坛的寂静冷清，但仍有不少诗人一直默默打磨诗艺。21世纪以来，云南不断显现出独特、多样的创作形态，于坚、雷平阳、海男、李森、艾泥、哥布、鲁若迪基、樊忠慰等人始终走在写诗的道路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b。 “因自然阻隔和交通不便形成的环境封闭性”和“因立体海拔和立体气候形成的立体生态”c，是影响云南各民族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云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从文化角度看，云南的边缘化是地理上的，也不止是地理上的，由边缘位置派生而来的，既有话语权的相对缺失，客观上也保持了使其独特性得以延续的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安全距离。文化是人的创造物，它又化育着人。一方人所创造之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及途径对个体生命进行潜移默化的模塑，使其观念、行为与文化相符。因此，处于特定环境、文化中的人，其人格的塑造和形成必然受相应文化的影响，同属某一文化的群体就具有了某些共同的个性气质、人格精神。云南诗歌呈现的某些共通的品质，正是源于诗人共处的文化语境和精神气候。
一、散发着活泼泼的生命气象
随着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全球化速度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不少诗人在诗歌中流露出强烈的茫然无措感、时空错位感和被割裂为碎片的生命疼痛感。有些诗人知识渊博、手法纯熟、技艺精湛，却无论如何营造不出生命的大气象，原因之一就是诗人的生活世界本身，与流动于山川、田野、河流之间的生命气息相隔绝了。这对于极需创造力的诗歌写作来说，是致命伤。
因特殊的地理环境，云南人常年散居或聚集于山间平缓之地的村落，吸纳着大自然的灵气。云南的城市也是基于群山环抱之中的一个个“坝子”经年累月慢慢发展起来，无论大小，既便于人们生活，又使人保持着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所以，云南人天然地保留了一部分古人与宇宙天地浑然一体的“天人合一”整体感，这种整体感使得云南诗人的作品，自然地散发着一股活泼泼的生命气象，让读者在一花一树中感受生命律动，在一沙一石中倾听宇宙呼吸。如于坚的《喜树》：“刚刚知道/它叫喜树 看不出与周边的乔木/有何不同 都是叶子都是树干 都是/疤痕累累 被时间伤害过度的皮肤/都被某种力量牵引着向上去/仿佛那黄金天空 隐藏着一座大教堂/我不知道这一次喜悦与上一次有何不同/每次路过我都被击中 忘记 又再次欢喜。”涌动在人与物间的大欢喜，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呼应，如此纯粹动人。艾泥的《登马雄赋》，灌注着另一种大气磅礴的浩然之气：“己丑年立秋，艾泥与客乘风于/珠江之源。是时，天空如瓮，四界皆雾/仿佛正在工作的瓷窑，大地被群峰架起/唯马雄山最高，推向苍穹，入大虚无/烧制它的事物，远的是/十亿年前的海水，开展造山运动的/神秘之鱼；然后是草色与花香/岩熔里幸存的蜥蜴和蝴蝶/近的是刚刚下过的/那一场溅起红泥的细雨/……”这浩然之气是诗人生命活力与天地精神相凝聚而成的强大场域，内里涌动着峨峨乎故乡高山、浩浩乎历史长河。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爱》：“恬静的山寨/母亲开始呼喊/晚归的孩子//那声音/在我眼里/渐渐长高/最终支撑起/那一黑色的天幕”，饱含母亲担忧、关切的一声声呼唤，回荡在寨子里，撑起黑色的天幕。人间的永恒之爱，明亮了眼前天地，开阔了凡尘境界。其另一首《山路》亦然：“在故乡/母亲的手/不畏荆棘/翻过山岭/遥遥地/向我伸来。”因为承载着无尽的牵挂、思念，故乡大山里那条崎岖小路，母亲一样日日张望着等候、迎接儿子归家。简短诗句，将离人之心之情融于故乡之景之物。小小山路，遥遥地，蜿蜒曲折，在故乡山水间生发出绵延不尽的爱之呼唤、爱之回响。
云南诗人多出大气象之作，但也并非生在此地的人天然就能创作出大气象之作，这种发乎本能的爱、源于自然的生命元气，类似于与生俱来的天赋，若不用心养护，适时培育，加以创造运用，它得之于天地，也将随个体消失而失之于天地。杰出的诗人往往善于通过诗歌技艺，将这种原始本能、生命元气倾力转化为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艺术。
二、对自然的虔诚敬畏与强烈依恋
云南各少数民族对神山神石、神树神林、神泉神湖顶礼膜拜的信仰，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与原本崇尚天人合一的汉民族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使得云南至今还保留着敬畏自然、亲近自然、尊重天地万物，以及“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的美好传统，这传统和人类童年的率性纯真一起流淌在人们血脉中，所以在云南，“人与宇宙万物同处于大地上。人并不高于万物。万物各得其所”d。 云南同时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共生共长，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的典范之地，千百年来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世代与邻里、与天地、与自然情同手足，彼此依偎，这种朴素而独具特性的生存智慧、生态伦理，使得生活在云南的人悠然自得、其乐融融。于坚的《芳邻》如是写：“房子还是这么矮/樱花树已长得高高/向着晴朗朗的蓝天/亮出一身活泼泼的花/就像那些清白人家/在闺房里养出了会刺绣的好媳妇/这是邻居家的树啊/听春风敲锣打鼓/正把花枝送向我的窗户。”在于坚的很多诗中，自然之物那样亲切、可人、喜气，作者与晴朗朗的蓝天、春风、樱花树、摇晃的花枝亲密相依，生活于闹市的世外桃源，有芳邻如此，更何况春风作美，“敲锣打鼓”把花枝送向窗口，这人间胜境岂是成天被困于工作隔间、忙碌于流水生产线的忙（盲）人能看见的。另一首《壬午秋咏长江》更是显现出诗人“山河即我、我即山河”的超然境界：“你是深埋在我静脉中的酒窖/你是我语词的偏旁中永远抽不掉的三点水/微躯三尺 大河赋予我浩然 大块假我以文章/在水落石出的秋天 我只想回到你的永流/随着那些素面朝天的江沙沉底……”
在远离北京、上海这些现代文明中心的云南，一些诗人还要特意离开昆明前往更偏远的小镇，或是高原、边寨、峡谷，在松涛、波浪里感受自然时间。没有飞机、地铁的催促，没有城市写字楼里公司白领的焦虑，诗人在与外界隔绝的单纯、宁静中，其诗也获得了表现这种文化形态的原始性和自足性。海男就是一个穿越于天空、波浪、群山的诗人。早年的她是飘在语言之空的斑斓彩云，随着岁月更迭，“云南”——她灵魂的底色，开始在语词中慢慢浮现。如今的海男是一朵从云南厚土中疯长出来的迷幻妖娆花，她迷醉在云南的风中、雨中、云中、浪花中，迷醉于北纬二十四度以南“铺天盖地的蓝”“纵横出去的澜沧江大峡谷”……“在最深的澜沧江的深渊中/我们爱着，在波涛中，在水和血液的尺度中消失……”（海男《你给予了我狂野的姿态》）
与自然的亲密相连，在原本生活于边远之地的诗人身上更加明显。哈尼族诗人哥布的《早晨》，为读者开启了凡常而神圣的一天：“最早醒来的是公鸡/然后是寨子里的母亲们/狗和猪醒了，鸡和鸭醒了/老人和孩子也醒了/早晨的太阳照亮了寨子/鸽子在天空飞翔……” 在这里，没有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物类间没有高低贵贱、亲疏远近，狗、猪、鸡、鸭，老人、孩子、母亲们，太阳、寨子、鸽子……万物自由自在，彼此相依相伴。这样的早晨，自然，美好，自足。就这样，“千百年过去了/哈尼的土地上留下了千百个传说/每一个都和大自然紧紧相连……”（哥布《放牛娃娃批沙》）
对自然的无限敬畏和强烈依恋心理，还比较完好地保存在云南人的精神世界中，成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宇宙万物自有其魔力，科学技术并非无所不能，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时刻保持内心的虔诚与谦卑是人之本分。
三、对现代化的心灵反省
身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大踏步向着现代化前进。原来星星点点稀疏散落在大地上的一座座小城，忽然变为庞然大物，转头吞噬四周的山川、河流、森林、田野。生活在城市，人不得不把自己从自然之家中切割出来，将花草树木整齐划一地栽种在街道旁、公园里、阳台上，将飞禽鸟兽豢养在动物园、铁栅栏、鸟笼里。现代人借着种种心爱的“自然”之物，追忆远逝的童年。很多城市景观设计，总想在钢筋混凝土的人造世界中，保留一丝人类原始自然之家的气息，但现代化科学技术能移植小桥流水的形、体、物，却未必能养护小桥流水的气、神、魂；高楼大厦能满足城市爆炸式增长人口的居住之需，却未必能给人以天井庭院那种天地人相通的自在、踏实。
人们住在装着坚固防盗门、防盗窗的高大楼房里，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便利生活，夜深人静时，却像一颗颗被遗落的星星：“云，被风吹走了/逃不掉的，唯有天空/高楼，像一根根擎天柱/插在充满阳光的大地上/像凶禽猛兽一样霸道/一样不讲道理/而什么是道理呢/道理或是树叶落光了/芬芳凋谢了/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都城/也陌生了/怎一个了字啊/唯有天空/唯有空空的天空……”（阿卓务林 《森林》）甚至偶尔留宿城市，也会无所适从：“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乘着电梯上楼去/拉开窗帘眺望城市/高楼像竹笋一样生长/世界是这样大/人是这样多/我像夏天的雨中/掺杂的一粒雪雹/一下子就消失了……”（哥布《留宿在城市的高楼》）这首诗写出了哥布及他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另一文化圈时，或者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受窘和发急的心态，这种未经思考的条件反射式感受，是诗人对非自然的密集城市封闭空间的本能反应，直观、真切地体现出诗人对城市的抵触、不适。
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原因和自然、人文环境，使得云南像贵州、西藏等西部省份一样，还没有被充分现代化。在未充分现代化的山峦间、高原上，诗人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便利生活时，身体里流淌着的那股敬畏世间万物、渴望亲近自然的血液，使之早早警觉到现代化对人类情感的隐形伤害，对人与自然的强硬分离，对人类“天人合一”整体感的破坏。他们审视城市与乡村，审视时代与历史，发出阵阵警世之音：“春天啊春天/从盲目生长的树底下经过时/耳朵里涌进来的声音，是枝叶拍打/天堂门窗的声音，是仓促上马/政绩工程之下，机器生锈的声音/这样的荒凉，比旷野更荒凉……”（雷平阳《开发区的春天》）“有些故事讲起来/仿佛发生在很久以前/其实大田干涸/也仅仅两个月/人们的心空落了两个月/也许不经意间/人类得罪了天地之神/也许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水/还需要一点点/悔过自新……”（哥布《干涸的大田》）
现代化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在全面摧毁人类的故乡。当摩天大楼、水泥公路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汽车日夜川流不息，全球气候渐渐变暖，工业废水污染了越来越多的河流，蘑菇云压在城市上空，人类感到空前窒息，绝望透顶。在美国，“垮掉派”曾经绝望得嚎叫。在中国，诗人一样无助地看着推土机一路摧枯拉朽：“推土机穿着黄裤子履帶上沾着骨头渣/就像来自外星球的野蛮人它们埋头就挖/它们拆它们挖它们早上拆中午拆夜里挖/它们戴着安全帽一吹口哨就变出一朵蘑菇云/它们拆我们睡不安稳它们挖出来一个个失眠者/它们昨天拆它们现在拆它们明天还要挖……它们挖接着挖春天大婶没有地皮种她的鸢尾花/哦 它们拆它们不停地挖 妈妈啊妈妈 我想回老家……”（于坚《推土机——仿保罗·策兰》）诗歌是安抚人心的语言之家，好诗为人营造一个想家、回家、在家的场。这首仿保罗·策兰的诗，语势滔滔，推土机不停地拆不停地挖，所向披靡，威力无穷，诗人最后的呼喊“妈妈啊妈妈 我想回老家”显得微弱无力，仿佛傍晚的一声叹息，被机器的轰鸣吞没。也许诗人写一万首诗也未必能挡住现实中的推土机，但待这些推土机老化、散架，成为锈迹斑斑的废铁，诗人呼喊的余音仍将在无数想家的人心中回旋。
关键词：全球化 云南汉语诗歌 独特品质
伴随着现代化步伐的迅猛来袭，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盛一日，世界的丰富性、差异性正在日渐消失。生活于这样的当下，人难免被一种忧思笼罩：会不会有一天，故乡被淹没在极度相似的世界中，无论从自然地貌还是个性气质、精神内核上，都再难把她从众多雷同的地块中辨认出来。故乡不仅是地块，更是养护生命、安抚心灵的家园。拉美作家略萨说过，一个没有文学的民族会从精神上慢慢变得野蛮起来。同样，一片没有文学的土地也会从精神上慢慢变得贫瘠起来。所幸，云南长久以来一直被文学尤其是诗歌滋养着。
回顾云南当代诗歌历史，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随军南下的诗人公刘、白桦、周良沛对军旅生活的诗意书写，晓雪、张长等诗人笔下描绘的风花雪月，聚焦、放大了云南的“丰富”“神奇”“边地”“民族”a，提升了云南文学的被关注度。“文化大革命”期间充当政治传声筒的工农兵诗歌难免粗陋乏味。80年代的米思及、于坚等“红土诗派”“第三代”诗人，则开始贴近大地，回到语言，回到具体事物，他们挖掘日常生活和平凡事物背后不同尋常的深意，进行及物书写。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许多作家纷纷转向，造成文坛的寂静冷清，但仍有不少诗人一直默默打磨诗艺。21世纪以来，云南不断显现出独特、多样的创作形态，于坚、雷平阳、海男、李森、艾泥、哥布、鲁若迪基、樊忠慰等人始终走在写诗的道路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b。 “因自然阻隔和交通不便形成的环境封闭性”和“因立体海拔和立体气候形成的立体生态”c，是影响云南各民族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云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从文化角度看，云南的边缘化是地理上的，也不止是地理上的，由边缘位置派生而来的，既有话语权的相对缺失，客观上也保持了使其独特性得以延续的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安全距离。文化是人的创造物，它又化育着人。一方人所创造之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及途径对个体生命进行潜移默化的模塑，使其观念、行为与文化相符。因此，处于特定环境、文化中的人，其人格的塑造和形成必然受相应文化的影响，同属某一文化的群体就具有了某些共同的个性气质、人格精神。云南诗歌呈现的某些共通的品质，正是源于诗人共处的文化语境和精神气候。
一、散发着活泼泼的生命气象
随着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全球化速度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不少诗人在诗歌中流露出强烈的茫然无措感、时空错位感和被割裂为碎片的生命疼痛感。有些诗人知识渊博、手法纯熟、技艺精湛，却无论如何营造不出生命的大气象，原因之一就是诗人的生活世界本身，与流动于山川、田野、河流之间的生命气息相隔绝了。这对于极需创造力的诗歌写作来说，是致命伤。
因特殊的地理环境，云南人常年散居或聚集于山间平缓之地的村落，吸纳着大自然的灵气。云南的城市也是基于群山环抱之中的一个个“坝子”经年累月慢慢发展起来，无论大小，既便于人们生活，又使人保持着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所以，云南人天然地保留了一部分古人与宇宙天地浑然一体的“天人合一”整体感，这种整体感使得云南诗人的作品，自然地散发着一股活泼泼的生命气象，让读者在一花一树中感受生命律动，在一沙一石中倾听宇宙呼吸。如于坚的《喜树》：“刚刚知道/它叫喜树 看不出与周边的乔木/有何不同 都是叶子都是树干 都是/疤痕累累 被时间伤害过度的皮肤/都被某种力量牵引着向上去/仿佛那黄金天空 隐藏着一座大教堂/我不知道这一次喜悦与上一次有何不同/每次路过我都被击中 忘记 又再次欢喜。”涌动在人与物间的大欢喜，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呼应，如此纯粹动人。艾泥的《登马雄赋》，灌注着另一种大气磅礴的浩然之气：“己丑年立秋，艾泥与客乘风于/珠江之源。是时，天空如瓮，四界皆雾/仿佛正在工作的瓷窑，大地被群峰架起/唯马雄山最高，推向苍穹，入大虚无/烧制它的事物，远的是/十亿年前的海水，开展造山运动的/神秘之鱼；然后是草色与花香/岩熔里幸存的蜥蜴和蝴蝶/近的是刚刚下过的/那一场溅起红泥的细雨/……”这浩然之气是诗人生命活力与天地精神相凝聚而成的强大场域，内里涌动着峨峨乎故乡高山、浩浩乎历史长河。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爱》：“恬静的山寨/母亲开始呼喊/晚归的孩子//那声音/在我眼里/渐渐长高/最终支撑起/那一黑色的天幕”，饱含母亲担忧、关切的一声声呼唤，回荡在寨子里，撑起黑色的天幕。人间的永恒之爱，明亮了眼前天地，开阔了凡尘境界。其另一首《山路》亦然：“在故乡/母亲的手/不畏荆棘/翻过山岭/遥遥地/向我伸来。”因为承载着无尽的牵挂、思念，故乡大山里那条崎岖小路，母亲一样日日张望着等候、迎接儿子归家。简短诗句，将离人之心之情融于故乡之景之物。小小山路，遥遥地，蜿蜒曲折，在故乡山水间生发出绵延不尽的爱之呼唤、爱之回响。
云南诗人多出大气象之作，但也并非生在此地的人天然就能创作出大气象之作，这种发乎本能的爱、源于自然的生命元气，类似于与生俱来的天赋，若不用心养护，适时培育，加以创造运用，它得之于天地，也将随个体消失而失之于天地。杰出的诗人往往善于通过诗歌技艺，将这种原始本能、生命元气倾力转化为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艺术。
二、对自然的虔诚敬畏与强烈依恋
云南各少数民族对神山神石、神树神林、神泉神湖顶礼膜拜的信仰，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与原本崇尚天人合一的汉民族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使得云南至今还保留着敬畏自然、亲近自然、尊重天地万物，以及“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的美好传统，这传统和人类童年的率性纯真一起流淌在人们血脉中，所以在云南，“人与宇宙万物同处于大地上。人并不高于万物。万物各得其所”d。 云南同时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共生共长，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的典范之地，千百年来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世代与邻里、与天地、与自然情同手足，彼此依偎，这种朴素而独具特性的生存智慧、生态伦理，使得生活在云南的人悠然自得、其乐融融。于坚的《芳邻》如是写：“房子还是这么矮/樱花树已长得高高/向着晴朗朗的蓝天/亮出一身活泼泼的花/就像那些清白人家/在闺房里养出了会刺绣的好媳妇/这是邻居家的树啊/听春风敲锣打鼓/正把花枝送向我的窗户。”在于坚的很多诗中，自然之物那样亲切、可人、喜气，作者与晴朗朗的蓝天、春风、樱花树、摇晃的花枝亲密相依，生活于闹市的世外桃源，有芳邻如此，更何况春风作美，“敲锣打鼓”把花枝送向窗口，这人间胜境岂是成天被困于工作隔间、忙碌于流水生产线的忙（盲）人能看见的。另一首《壬午秋咏长江》更是显现出诗人“山河即我、我即山河”的超然境界：“你是深埋在我静脉中的酒窖/你是我语词的偏旁中永远抽不掉的三点水/微躯三尺 大河赋予我浩然 大块假我以文章/在水落石出的秋天 我只想回到你的永流/随着那些素面朝天的江沙沉底……”
在远离北京、上海这些现代文明中心的云南，一些诗人还要特意离开昆明前往更偏远的小镇，或是高原、边寨、峡谷，在松涛、波浪里感受自然时间。没有飞机、地铁的催促，没有城市写字楼里公司白领的焦虑，诗人在与外界隔绝的单纯、宁静中，其诗也获得了表现这种文化形态的原始性和自足性。海男就是一个穿越于天空、波浪、群山的诗人。早年的她是飘在语言之空的斑斓彩云，随着岁月更迭，“云南”——她灵魂的底色，开始在语词中慢慢浮现。如今的海男是一朵从云南厚土中疯长出来的迷幻妖娆花，她迷醉在云南的风中、雨中、云中、浪花中，迷醉于北纬二十四度以南“铺天盖地的蓝”“纵横出去的澜沧江大峡谷”……“在最深的澜沧江的深渊中/我们爱着，在波涛中，在水和血液的尺度中消失……”（海男《你给予了我狂野的姿态》）
与自然的亲密相连，在原本生活于边远之地的诗人身上更加明显。哈尼族诗人哥布的《早晨》，为读者开启了凡常而神圣的一天：“最早醒来的是公鸡/然后是寨子里的母亲们/狗和猪醒了，鸡和鸭醒了/老人和孩子也醒了/早晨的太阳照亮了寨子/鸽子在天空飞翔……” 在这里，没有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物类间没有高低贵贱、亲疏远近，狗、猪、鸡、鸭，老人、孩子、母亲们，太阳、寨子、鸽子……万物自由自在，彼此相依相伴。这样的早晨，自然，美好，自足。就这样，“千百年过去了/哈尼的土地上留下了千百个传说/每一个都和大自然紧紧相连……”（哥布《放牛娃娃批沙》）
对自然的无限敬畏和强烈依恋心理，还比较完好地保存在云南人的精神世界中，成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宇宙万物自有其魔力，科学技术并非无所不能，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时刻保持内心的虔诚与谦卑是人之本分。
三、对现代化的心灵反省
身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大踏步向着现代化前进。原来星星点点稀疏散落在大地上的一座座小城，忽然变为庞然大物，转头吞噬四周的山川、河流、森林、田野。生活在城市，人不得不把自己从自然之家中切割出来，将花草树木整齐划一地栽种在街道旁、公园里、阳台上，将飞禽鸟兽豢养在动物园、铁栅栏、鸟笼里。现代人借着种种心爱的“自然”之物，追忆远逝的童年。很多城市景观设计，总想在钢筋混凝土的人造世界中，保留一丝人类原始自然之家的气息，但现代化科学技术能移植小桥流水的形、体、物，却未必能养护小桥流水的气、神、魂；高楼大厦能满足城市爆炸式增长人口的居住之需，却未必能给人以天井庭院那种天地人相通的自在、踏实。
人们住在装着坚固防盗门、防盗窗的高大楼房里，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便利生活，夜深人静时，却像一颗颗被遗落的星星：“云，被风吹走了/逃不掉的，唯有天空/高楼，像一根根擎天柱/插在充满阳光的大地上/像凶禽猛兽一样霸道/一样不讲道理/而什么是道理呢/道理或是树叶落光了/芬芳凋谢了/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都城/也陌生了/怎一个了字啊/唯有天空/唯有空空的天空……”（阿卓务林 《森林》）甚至偶尔留宿城市，也会无所适从：“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乘着电梯上楼去/拉开窗帘眺望城市/高楼像竹笋一样生长/世界是这样大/人是这样多/我像夏天的雨中/掺杂的一粒雪雹/一下子就消失了……”（哥布《留宿在城市的高楼》）这首诗写出了哥布及他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另一文化圈时，或者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受窘和发急的心态，这种未经思考的条件反射式感受，是诗人对非自然的密集城市封闭空间的本能反应，直观、真切地体现出诗人对城市的抵触、不适。
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原因和自然、人文环境，使得云南像贵州、西藏等西部省份一样，还没有被充分现代化。在未充分现代化的山峦间、高原上，诗人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便利生活时，身体里流淌着的那股敬畏世间万物、渴望亲近自然的血液，使之早早警觉到现代化对人类情感的隐形伤害，对人与自然的强硬分离，对人类“天人合一”整体感的破坏。他们审视城市与乡村，审视时代与历史，发出阵阵警世之音：“春天啊春天/从盲目生长的树底下经过时/耳朵里涌进来的声音，是枝叶拍打/天堂门窗的声音，是仓促上马/政绩工程之下，机器生锈的声音/这样的荒凉，比旷野更荒凉……”（雷平阳《开发区的春天》）“有些故事讲起来/仿佛发生在很久以前/其实大田干涸/也仅仅两个月/人们的心空落了两个月/也许不经意间/人类得罪了天地之神/也许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水/还需要一点点/悔过自新……”（哥布《干涸的大田》）
现代化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在全面摧毁人类的故乡。当摩天大楼、水泥公路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汽车日夜川流不息，全球气候渐渐变暖，工业废水污染了越来越多的河流，蘑菇云压在城市上空，人类感到空前窒息，绝望透顶。在美国，“垮掉派”曾经绝望得嚎叫。在中国，诗人一样无助地看着推土机一路摧枯拉朽：“推土机穿着黄裤子履帶上沾着骨头渣/就像来自外星球的野蛮人它们埋头就挖/它们拆它们挖它们早上拆中午拆夜里挖/它们戴着安全帽一吹口哨就变出一朵蘑菇云/它们拆我们睡不安稳它们挖出来一个个失眠者/它们昨天拆它们现在拆它们明天还要挖……它们挖接着挖春天大婶没有地皮种她的鸢尾花/哦 它们拆它们不停地挖 妈妈啊妈妈 我想回老家……”（于坚《推土机——仿保罗·策兰》）诗歌是安抚人心的语言之家，好诗为人营造一个想家、回家、在家的场。这首仿保罗·策兰的诗，语势滔滔，推土机不停地拆不停地挖，所向披靡，威力无穷，诗人最后的呼喊“妈妈啊妈妈 我想回老家”显得微弱无力，仿佛傍晚的一声叹息，被机器的轰鸣吞没。也许诗人写一万首诗也未必能挡住现实中的推土机，但待这些推土机老化、散架，成为锈迹斑斑的废铁，诗人呼喊的余音仍将在无数想家的人心中回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