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叙事是文学中永恒的母题，从古至今，母亲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血脉相连的。封建社会男性主权视野下的“母亲”，作为中国孝悌文化的分支，是正统儒家思想对于女性的要求与期待，发展至晚清时期，随着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传入，女性开始从“人”的角度被重新认识与解读，如何处理“传统母亲”与“现代母亲”的关系，成为这个阶段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女作家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晚清民初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与社会实践中，“去女性化”的自我要求与自身对于“母亲”形象及责任的隐形认可，都成为了现代文学重建“母亲形象”新的尝试，五四运动后，伦理革命的影响席卷全国，兼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教育的女作家们，不约而同的用手中的笔作为武器，为女性争取在社会上的一席合理之地，“母亲”形象、“母性书写”成为了女作家们确立自我价值，处理传统与现代思想矛盾的一个多功能综合体，影射出了特定历史阶段女性的自我发现、自我确定之旅。
　　五四初期现代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大多呈现出“慈母”的相同指质，她们以现代眼光重新书写对于母亲的爱，同时也表达了对母亲的家庭与伦理角色的复杂理解。女作家的“母性书写”，让母亲在新时期有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特质，母亲既是儒家家族文化的维护者，又是慈爱包容的救赎者；母亲既是现代气质的诠释者，又是走不进女儿新思想中的落伍者。在女性作家的“母性书写”中，选择与质疑的两面始终存在,她们在选择母亲与重造母亲形象的时候，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女性文化、他者文化的诸多影响，但即便女性主体性不足，她们还是通过“母性书写”重造了一个新的母亲，以此批判传统母亲，塑造理想母亲。值得注意的是，女作家们的书写更多的是从女儿的角度来刻画母亲，女作家笔下的母亲是集合多种身份而存在的，她既是封建文化的受害者又是封建人伦的积极维护者，她既呈现出无力改变现实的脆弱性又含有包容并解决一切的神性，然而不可否认，这个近代文化中出现的“母亲”与封建主流文化中的“贤妻良母”是有着质的区别的，通过对于从晚清民初至五四女作家再造“新母亲”的过程与局限的探讨，可以尝试解答近现代女性“如何做母亲”的历史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