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器物整理和现象研究两个层面展开对北方地区出土商周时期中原系青铜礼器的研究。第一,构建中原系青铜礼器在中原势力控制之外的北方地区的年代框架和空间体系,探讨该地区铜礼器的来源,进一步揭示商周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互动。第二,通过铜器在墓葬及窖藏中的摆放位置、组合及与其他器类的搭配,探讨北方地区在商周时期对中原礼制接受程度的动态变化。通过对以上两个层面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一、北方地区出土商周时期中原系青铜礼器的地点。目前出土过中原系铜礼器的遗迹基本上集中于长城沿线的中段及东段地区,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分别是:陕北、晋北地区;冀北、京、津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辽宁南部及西南部地区。二、商周时期北方地区中原系铜礼器的形制、器类、组合、纹饰及铭文。根据出土资料,北方地区商周时期中原系铜器与中原地区相近时段的器物在形制、器类、组合、纹饰及铭文方面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同时一些器物带有邻近地区青铜文化的风格特征。三、中原系青铜礼器的分期。根据对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出土器物器类、器型的演变分析,本文将铜器分为四期:商代前期后段到商后期为第一期、商末到西周前期早段为第二期、西周后期晚段至春秋早期为第三期、春秋中期晚段至战国前期为第四期,各期之间存在缺环,分布地域也有明显差异。四、商周时期长城地带青铜文化的构成。出土中原系青铜礼器的墓葬规模全部为中型以上,墓主为部族首领及其配偶以及其他高级贵族。这些墓葬随葬礼器的器物组合符合商文化重酒、周文化重食的特征。随葬的其他器物及器类则没有明显的组合及数量对应关系。北方各族受到商、周礼制的影响有限。西周后期晚段之后,北方地区出现了带有北方青铜文化因素特征的器型。五、商周时期北方地区中原系青铜礼器的来源、铸造地以及其作为礼器在功能上与中原地区的差异。北方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中原系青铜礼器大部分来自中原王朝或诸侯国的馈赠。殷商时期,北方地区中原系铜礼器与殷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商代末期至西周前期,器物开始带有周文化风格。进入东周以后,北方地区诸地发现的中原系铜礼器明显受到邻近地区青铜文化因素的影响。一些器物上的铭文表明,其本身是中原地区或诸侯国上层贵族的器物,由于战争、外交、婚嫁等原因来到此地。六、北方地区商周时期的器用制度。北方地区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器用制度受到中原地区不同时期礼制文化的影响。殷商时期器物组合以酒器为主,两周时期则以鼎、簋为核心。整个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并未实行严格的列鼎列簋制度。此外,在商、周之际,喀左地区出现了用以祭祀山川的铜器窖藏。七、礼制视角下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的交流与互动。北方地区在整个商周时段内受到礼制影响基本上是有限的、单向的。一方面,随葬品中的其他器类并未受到中原列鼎制度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形制、组合。另一方面,北方地区产生的新器型也鲜见于中原及邻近诸侯国地区墓葬的礼器组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