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弗雷泽是英美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她的正义理论是一种具有多元视角的理论,结合了批判理论、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等思潮,这在全球资本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时代为分析政治和道德困境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弗雷泽与哈贝马斯、理查德·罗蒂、朱迪斯·巴特勒、阿克塞尔·霍耐特、查尔斯·泰勒、艾里斯·扬等人的论争推动了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和正义理论的发展。弗雷泽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从再分配和承认的二元正义到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的三维正义。她在研究再分配和承认问题之后,意识到了政治层面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正义的“元问题”,.决定着再分配和承认斗争的范围和程序,因此把政治维度引入其正义理论中,成为正义的第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分别代表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正义诉求,它们分别对应三种不正义类型——分配不公、拒绝承认和错误代表权。弗雷泽把参与平等原则作为复兴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并以此来统摄正义的三个维度,这构成了弗雷泽正义理论的“一元三维”模式。再分配正义的目标是纠正初次分配造成的贫富差距,实现财富的公正分配。目前存在三种主要的再分配规范取向,即平等主义、权利至上和需要原则。平等主义的代表是罗尔斯,权利至上以诺齐克为代表,弗雷泽则主张需要原则。她认为,后期资本主义存在三种主要的需要话语：“对抗性”话语、“再私有化”话语和“专家”话语。她试图结合对抗性话语和专家话语,创造一种新的、范围更广的综合公众为需要诠释而斗争,进而推动为再分配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承认政治是近来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最典型的承认斗争是弱势群体的“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包括多元文化主义、解放策略和新社会运动的议会外活动者的承认斗争。为了回应新的社会运动,承认被概念化,在此过程中,分化出两个阵营：文化多元主义和解构主义。前者对先前被污蔑的身份进行确认,即所谓的“身份模式”；后一阵营的目标是平等参与,主张所有人都可以作为平等主体参与社会互动,对身份差异采取解构态度,即所谓的“地位模式”。霍耐特、泰勒和艾里斯·扬等持前一种观点,弗雷泽则属于后一阵营,认为应该避免支持、强化或赞美身份。代表权正义是研究再分配、承认的前置“元层面”问题,主要研究哪些人应该得到公正的分配和互惠的承认。代表权分为两个层面：“框架内代表权”和“架构政治”。前者主要涉及(国家)公众争论的决策规则的构建；后者主要涉及国家司法权的实质和范围。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架构政治形式：肯定架构政治和改造架构政治。肯定架构政治接受威斯特伐亚的国家领土原则,改造架构政治则致力于纠正一阶不正义(分配不公、拒绝承认和一般错误代表权),以及通过重构“谁”的问题来纠正错误架构的元不正义。在弗雷泽看来,非常规时代的正义理论应该同时满足反思性与识别性的要求。反思性是指对全球化时代正义的“谁”的范围和决策规则的反思,识别性是指设定新的边界划定方式,来补充国家领土原则。弗雷泽主张采用“所有从属者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所有从属于既定统治结构的人都有与其相关的、作为正义主体的道德立场。把一个群体变成正义主体的既不是公民身份或民族性,也不是对抽象人性的共同占有,或因果联系的纯粹事实,而是他们都屈从于一种规制他们互动规则的统治结构。弗雷泽提出一种参与式民主正义构想来实践自己的“一元三维”正义框架。参与平等原则为在不同的维度中评判正义诉求提供了规范标准,减少了各种正义诉求之间的张力和冲突,降低了纠正不正义所付出的代价,并为遭受不正义群体的联合提供了规范基础。实现所有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即客观条件、互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这是就参与平等作为一种结果概念而言的。参与平等也可以作为一种过程概念,它旨在保证所有人在决策程序中享有平等的发言权,保证商谈结果的公正。弗雷泽十分重视政治决策的民主正义路径,她认为,正义与民主之间是一种相互强化的互动循环关系。为了打破不正义与非民主的恶性循环关系,她指出参与平等的正义原则应该对民主商谈具有独立的限制,使参与者无法做出不正义的决策。尽管她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具体方案,但这从一个侧面指出了未来民主发展的方向。她关于“强公共领域”和“弱公共领域”的划分为哈贝马斯所采纳,促进了商谈民主理论的发展。弗雷泽的正义理论具有现实性、批判性、前沿性、历史性和开放性的品质,全面、清晰地描绘了后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图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进步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批判理论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