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作为悲剧文本的典范,它的内容和主旨受到后世许多著名思想家的阐释和改写:如黑格尔的伦理哲学意蕴阐释、克尔凯郭尔的古希腊安提戈涅和“他的”安提戈涅的解读、拉康的欲望解读、在后结构主义语境下女性批评家露西·伊利格瑞和朱迪斯·巴特勒针对安提戈涅身份的性别特征、性别伦理、生与死、血亲建构了身份承认的新典型。安提戈涅身份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她作为悲剧的经典人物,还源于她作为文本的主体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中所散发出来的吸引力。主要表现第一:乱伦所带来亲缘关系承认困难。黑格尔和拉康都将安提戈涅作为家庭亲缘的代表性人物,前者放在与人的规律对立的神的规律一方,后者将安提戈涅作为典型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拥有开启象征界的语言言说的能力,但不能作为社会结构进入象征界,而是置于边界;女性主义哲学家伊利格瑞同样把安提戈涅作为家庭的守护神,但通过埋葬哥哥的行为以亲缘关系为基础更加突出了父系传统过渡到母系传统的典范性;朱迪斯·巴特勒质疑安提戈涅亲缘身份的纯粹性,作为乱伦的后代身份的模糊和话语行为中表现出的对哥哥的乱伦爱欲;第二个方面在于性别身份认同的困境:黑格尔和伊利格瑞自然的将安提戈涅的性别认同为女性,尤其是黑格尔更是把泛化后的女性身份进一步提炼成母性身份,伊利格瑞在自己血亲的论述中对安提戈涅性别身份存疑,而后通过守卫血亲树立女性典范;巴特勒认为血缘关系破坏了对性别关系的认同,不得不把安提戈涅视为“男性”,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安提戈涅否定异性恋基础,对家兄拥有乱伦之爱;第三安提戈涅的身份能否作为女性主义政治代言人?同样彰显了她政治身份认同的模糊,黑格尔将女性作为非公民排除在政治秩序之外,拉康也把安提戈涅所代表的亲缘关系作为开启象征界的路径而不能进入象征界,巴特勒认为黑格尔、拉康、伊利格瑞都视安提戈涅是与政治相对的“前政治”人物,没有进入政治领域,尽管她的挑衅行为和话语具有明显的政治意蕴,所以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阐释是建立在女性主义抵抗政治的基础上。本文在黑格尔、拉康、伊利格瑞和朱迪斯·巴特勒以安提戈涅为中心的伦理性别批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炼出她形象中的认同困境:模糊乱伦的亲缘关系,话语和行为中难以辨别的性别身份以及能否作为女性主义代言人的政治困境。而这些认同困境最终导致的不只是安提戈涅死亡的悲剧,也导致了克瑞翁的悲剧,《安提戈涅》提供了一个思考不规范身份的范本,她们像安提戈涅一样游离在概念之外、界限之外,这些所谓的前提条件是否本就是人为的,当一切危机困境爆发时,身份困境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政治亲缘伦理性别都不再是区分的条件,这些意识形态都会瓦解,因此对其进行阐释也具有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