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是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中第一位旗帜鲜明地主张中西绘画拉开距离,并在创作中展示了中国画审美新境界的突出人物。他在绘画创作与教学实践中追求“奇、强、霸悍”的风格,善于“造险”与“破险”,给人以新鲜、惊异、振奋、向上的感受,成为现代中国画坛上把传统绘画推到边界险峰的大师。 本文拟从潘天寿的艺术主张,美学思想在中国画创作中、教学实践中的体现,国画艺术发展观及其美学思想的价值几方面对潘天寿的美学思想做一小结与探究。 在中国画的创作中,潘天寿首先提出:“文艺作品归根结蒂是在写自己、画自己,它不是江湖骗术,而是人的心灵的结晶。”的艺术观。对于个体创作,他提出了:“名利之心,不应不死,学术之心,不应不活。名利,私欲也,用心死,人性长矣。画事,学术也,用心活,画亦活矣。”的学术态度。他的绘画作品没有一般士大夫画家惯有的那种自怜自哀和愤世嫉俗。他不把书画作为个人的避风港、忘忧谷,而自觉地超越个人境遇的狭窄视角,更崇高、更开阔地有意识关注中国绘画的“艺术之本旨”。他的作品风格大气磅礴、至险至奇,虽包涵了个性却不是一任天然的个性流露,以“奇、险、绝”的笔法走向中国画传统的大“和谐”,呈现出“高古苍茫”、“幽深静穆”的崇高之美。 在多年的执教生涯中,潘天寿主张人格教育,坚持身教重于言教的指导方针。对学生提出立“德”先于学“艺”的要求。他从事国画教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对中国画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体制、方式作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他首创在中国画系开办书法篆刻专业,对国画实行人物、山水、花鸟分科教学,与国画系师生共同努力将浙江美院的中国画系办成了实力雄厚的全国重点系。他是现代中国画教学的主要奠基人。 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造成的全面价值危机首先体现在关于中国画地位、前途和价值的论争之中,论争几乎贯穿了整个世纪。潘天寿经历着比老一辈国画大师在青年时代坚守传统方面更加艰难和复杂的际遇。这场已经深入到美术领域的中西之争使潘天寿已无法同前辈那样在一个相对平静超然的氛围中,以一种洒脱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