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洛伊斯和克瑞西达”的故事魅力非凡，历史上许多作家都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改编或重新创作，做出了各自独特的诠释，这个故事由此形成了一个传统，版本众多，蔚为大观。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乔叟、罗伯特·亨利生和莎士比亚所著写的《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克里西达的遗嘱》和《特洛伊斯和克瑞西达》。本论文通过对这三个故事的研究，来解读这个爱情故事的独特魅力；并通过对比它们之间的不同，来反观其从中世纪末期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背景变化和宗教思想的变化，并研究作者对相同细节做出不同诠释的原因以及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通过文本分析，尽管克丽西德、克里西达和克瑞西达这三位女主角在故事中角色相同，但表现出极大的性格差异：克丽西德顺从地接受自己的女性从属地位，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悲叹命运但从未想过改变；克里西达也有同样的性格特征，但在受到身心的惩罚后，她最终获得了自由判断的能力；而克瑞西达则表现为一个成熟而犀利的女性主义者形象。这些细节反映出：从中世纪末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自我意识在不断增强，从被动接受命运直到有强烈的与生活进行抗争的趋势。　　 “宫廷爱情”传统在这个故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乔叟巧妙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在诗中他高超地运用到了“爱情的神圣力量”、“至上称颂”、“心理独白”等标志着中世纪爱情诗歌的特征；但他又通过更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超越了这一传统。而亨利生和莎士比亚戏剧中对这些特点相对应的运用体现出他们对这一传统的反讽之意。在“宫廷爱情”模式中，女性地位高贵，而在现实中，女性仍然属于从属地位。这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都在这三位作家的故事中作为主要矛盾通过对“宫廷爱情”模式的继承与违背体现出来。　　 分析三个版本中潜在的宗教思想最有效地回答了三位作者为何对同一故事做出如此大改编的问题。在乔叟的故事中，这个爱情故事的悲剧结局主要是因为主人公将信仰置于多变而短暂的世间之物。诗中强调世俗之爱和天堂之爱的区分，但只有结合二者才能回归永恒的上帝。　　 罗伯特·亨利生的版本中浓烈的宗教意味看似简单，实则隐含着深奥的含义。麻风病一般被简浅地理解为罪与罚，但实际上，更重要地，它应被理解为赎罪。麻风病使克里西达再一次遇见了特洛伊斯，于是对往事的反思使她最终获得了思想上的顿悟：忏悔、虔诚的信仰，以及行动上的变化：承担责任、主动做出改变；遗嘱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女主角的遗嘱中明显地体现了她心理的巨大变化，以及随之而迎来的灵魂的净化和新生。　　 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混乱无序的世界缺失道德，但那个时代的观众们知道在生存链的顶端站着万能的上帝，他早已决定了命运的起伏。但莎士比亚的宗教观点与前两者又有所不用，在他的时代，上帝常常是遥远而费解的、对人类的苦难不闻不问，因此剧本又表现出作者对人在这个苍茫世界中所处的位置的关怀。　　 重温经典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特点。但作家们并非照搬经典，而是对之加以创造性的改编和重塑。乔叟、亨利生和莎士比亚这三位作家对“特洛伊斯-克瑞西达”这一经典故事进行了风格各异的重塑，使之成为不同的故事。这些重塑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多样性、时代的多变性、作品的复杂性以及作家的独特艺术偏好；也使得“特洛伊斯-克瑞西达”故事传统身着各种奇装异服，在文学历史中闪耀着独特而永恒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