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把语用学中澳斯汀(1962)和塞尔(1969)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运用到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目的在于解释和阐述在文学作品的对话翻译中，译者如何实现施事语力的对等。作者以《红楼梦》两个英文译本中的对话翻译为研究对象，研究译者如何使原语言文本中的施事语力在目的语文本中得到再现，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之上，试图为翻译研究提出一个尝试性的理论框架。 此前，语用学界和翻译界都有许多针对翻译对等性的研究，例如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何自然使用并阐述的语用等效，以及希基提出的成事行为影响对等。本文作者尝试对言语行为中的另一方面即施事语力进行研究，并提出“施事语力的对等性”这一概念。根据澳斯汀(1962)和塞尔(1969)的言语行为三分法，当人们说一句话时同时实施了三个言语行为：即以言指事(言事)行为，以言行事(施事)行为和以言成事(成事)行为。作者以以言行事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并将其理论运用到对翻译对等性的研究中。 作者通过引用《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其一为大卫·霍克斯所译，其二为杨宪益夫妇所译)中的对话翻译为例子，试图讨论并解释译者是如何使原语言文本中的施事语力在目的语文本中得到再现，即在获得施事语力的对等性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通过对译本中有代表性的对话翻译所做的仔细研究和分析，作者看到施事语力的对等性可以用于判断文学作品中对话翻译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只有当原语言文本中的施事语力在目的语文本中得到再现，即译者没有遗漏，添加，或误译原语言文本中的施事语力，该译文才是成功的。其次，作者发现，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处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例如，言语因素，文化因素以及译者的意识形态等。在基于以上研究，作者为翻译研究提出了一个尝试性的理论框架。通过该理论框架，翻译理论的研究可以从语用学的角度得到更好的阐述，翻译过程的本质也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