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人权、践踏人性,但在我国却屡禁不止。笔者认为刑讯逼供在我国普遍存在的关键原因在于缺乏人权保障意识及其指导下的制度构建。力图以人权为视角、以制度为层面,探寻刑讯逼供罪之实体法立法重构和遏制刑讯逼供诉讼制度的构建。全文共分五部分。论文前言部分简要指出,保障人权成为了当今人类社会的共识,而刑讯逼供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我国却遏制不力,产生这种状况的关键原因在于缺乏人权保障意识及其指导下的制度构建。第一部分为人权视野下的刑讯逼供罪,试图从人权保障的视角对刑讯逼供罪重新审视。第一节人权、法治与刑事法治。简要介绍了人权理论的发展,论证了人权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刑事法制对人权保障的重要作用;第二节刑讯逼供罪概述,介绍了刑讯逼供从合法化到犯罪化的简要历史,根据犯罪构成的理论分析了我国刑讯逼供罪的特征。第三节从人权的角度对刑讯逼供进行了分析,从国际社会对酷刑的禁止论起,指出以刑讯逼供为代表的酷刑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刑讯逼供是我国酷刑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保障人权、反对酷刑必须反对刑讯逼供。第二部分为刑讯逼供存在的制度原因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刑讯逼供现象泛滥源于人权意识淡薄下的制度因素,从实体法和诉讼构造对导致刑讯逼供的制度缺陷进行了分析。第一节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的思想根源是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在我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从无罪推定的历史展言,指出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人权。而时至今日我国刑诉法仍然没有规定严格意义的无罪推定,“如实回答”的义务仍然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相冲突和背离。第二节重刑主义刑事政策下实体立法的缺陷。首先指出我国刑法关于刑讯逼供罪规定缺陷的思想根源有两方面,一是重刑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思想根源。二是宪政人权本源理念对人权的漠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严打”成为我国实然的刑事政策。在“严打”刑事政策指导下,刑讯逼供罪实体立法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主体范围过于窄狭、立案标准过高导致打击不力、失之偏颇的法定刑以及罪名转化淡化了刑讯逼供罪。第三节是人权保障意识缺失下的刑事诉讼构造。首先比较了正当程序模式和犯罪控制模式对保障人权不同的权衡,指出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倾向于犯罪控制模式,惩治犯罪有余而保障人权不足。进而指出在人权保障上,司法体制、权利保障机制和诉讼证据制度存在漏洞。一是权力制约失衡下的司法体制漏洞,表现在侦押一体、司法制约失衡和法律监督缺位;二是被追诉人权利不足,表现为否认沉默权、辩护权残缺、身体检查权缺位;三是在证据制度上没有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三部分为刑讯逼供罪遏制之立法重构,阐述了笔者的思想轨迹和整个制度的重新构建。第一节指出在刑法功能上应当选择人权保障优先,立法重构也就是要塑造公民权利与国家司法权制衡的刑事法律制度。第二节以系统论的视角,从制度的层面探讨遏制刑讯逼供罪的立法重构,谋划建立健全包括刑讯逼供预防机制、信息反馈机制、监督机制、救济制度和惩治机制在内的行之有效的遏制系统。一是健全刑讯逼供预防机制,包括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以对抗侦讯机关;建立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介入外力监督;侦押分立,实行分权制约;二是健全刑讯逼供的信息反馈机制,包括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会见律师之权利;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检查权;实行讯问全程监控录像;三是健全刑讯逼供监督制约机制,包括完善讯问程序、强化检察监督;四是健全刑讯逼供的救济制度,重点阐述了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明确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确立非法言词证据自动排除规则;采取“毒树之果”理论,排除间接实物证据;实行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五是完善实体立法,健全刑讯逼供的惩治制度,包括扩大犯罪主体范围、明确行为特征、重构法定刑。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笔者认为遏制刑讯逼供是一项系统工程,最为关键的是以人权保障为视角,重新审视现行制度的缺陷,通过立法重构健全制度,达到保障人权,遏制刑讯逼供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