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建,社会秩序混乱,盗匪充斥,严重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民国北京政府虽然是中国境内的合法的政府,但其治理盗匪的资源却严重不足。从法律层面上说,继承自前清法律改革成果的《暂行新刑律》,因为主张轻刑主义,于彼时的乱世来说,产生了刑轻致纵的问题,且《暂行新刑律》刚刚颁布不久,若遽行变更,则有伤法律的稳定性,所以民国北京政府在保留《暂行新刑律》的同时,以颁布特别法的形式重惩盗匪,补救刑律中的不足。除上述原因民国北京政府颁布特别法重惩盗匪,尚有其他因素值得考量。从民国北京政府所能支配的财政和已行制度上观之,民国北京政府实不能有效的治理盗匪。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即陷入中央财政严重不足的窘境,屡次通过国际贷款度日,而国内的财政收入又多有不足,其中盐关两税是对外赔款的担保,收入可以不计,相反财政支出之处甚多,除赔款外,尚有国内公债要还。财政问题不断地折磨着新生的中华民国。财政不足的同时,制度建设未能普及也使得民国北京政府施政艰难,更别提治理盗匪。从外部社会观之,彼时民国盗匪充斥,严重的威胁着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并因此迭次施压中国政府速灭国境内的盗匪,不然加兵于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经济侵略,政治压迫,军事威胁之下,民国北京政府也不得不以治理盗匪为当务之急,从速惩治国内之盗匪。在此等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民国北京政府本着传统刑罚世轻世重的理念,仿照前清“就地正法”专条,立法颁布《惩治盗匪法》,作为《暂行新刑律》的特别法,也是单行法存在。其后民国北京政府以《惩治盗匪法》为中心,先后颁布《惩治盗匪法施行法》、《盗匪案件适用法律划一办法》,由此建立起一整套盗匪既遂案件适用法律规则。《惩治盗匪法》颁布于民国三年十一月,直接脱胎于同年七月以大总统教令形式颁布的《惩治盗匪条例》。《惩治盗匪法》经过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会议三读通过,并由大总统颁布,是为法律第十七号。该法共十一条,分别规定了盗匪法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适用该法审理盗匪案件的机关及专门针对适用该法审理的盗匪案件适用的程序性规定和死刑执行及备案制度。该法虽然规定了极为严重的死刑刑罚,适用程序也有明显减略,且军队也可以根据此法直接审理盗匪案件,但从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会议记录来看,该法的立法意旨和初衷明显具有对于防止该法滥用的预防,但是前置的立法往往难以预料所立之法在司法实践中的模样。《惩治盗匪法》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在立法难以及时补救之时,作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大理院通过发布解释例和判决例的方式辅助盗匪法合法合规的实施。虽然大理院不是《惩治盗匪法》规定的盗匪案件直接审理机关,但是因为其特殊的地位和权威,大理院的解释例和判决例成为该法正确实施不可或缺的辅助。虽然到了民国北京政府中后期,因为军阀混战,《惩治盗匪法》成为了各地军阀手中压迫盘剥人民的工具,但同样不可磨灭其本身在民国初年时颁布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