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交易属于典型的证券欺诈行为。由于内幕交易严重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违反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妨碍证券市场的秩序并且使证券市场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法律特别规定内幕交易主体应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加强证券市场行政执法力度,有利于将证券犯罪遏制在萌芽阶段;对构成内幕交易罪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有利于震慑内幕交易犯罪。在内幕交易行为既要承担行政责任又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如何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就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当内幕交易行为既要承担行政责任又应承担刑事责任时,现实中我国内幕交易行刑衔接机制的不健全就成为规制内幕交易行为的障碍。因此,本文主要以案例研究方法,对证券内幕交易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加以研究,就具有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完善内幕交易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制度,有利于将内幕交易的责任承担落在实处,让内幕交易刑事规制和行政规制分别发挥其立法目的,多维度对扰乱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行为进行打击。内幕交易作为典型的行政犯罪,同时具有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双重属性。根据我国对内幕交易刑事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来,只有内幕交易行为构成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时才会被移送司法机关进行查处。笔者在对相关案例的研究中发现,由于行政规范与刑事规范对内幕交易构成要件的差异规定,结果导致刑事司法审判过度依赖证监会出具的行政意见;由于刑事法律规定的入罪情节难操作性,刑法规制被空置,损害法律权威;再加上行刑衔接的监督机制、案件移送流程、证据的适用和转换等问题,因为没有详细具体的规定,使得实践中做法不统一,造成内幕交易案件行刑衔接困难。因此,要强力打击内幕交易行为,必须完善行刑衔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