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了潜在威胁:一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种粮成本上升,种粮收益逐年减少。而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民择业机会增多,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及非农产业转移。二是因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刚性增长,我国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发生显著变化:"农民断层"问题严重,中、老年人和女性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农业生产投入用工不足的危机渐显,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粮食生产的基础;农业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农业从业者的科技素质降低,投入粮食生产的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但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也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创造了重大机遇: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农业人口大幅下降所来的历史机遇,大踏步完成农业规模化经营,能够显著提高农业收益率,实现农业现代化。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历史契机。目前,政府和主流农业经济学界已经对今后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达成共识,即突破土地分散细碎的家庭小农经营组织方式,将耕地等资源集中使用,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区域化经营,发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核心在于―适度‖。确定―适度‖的标准,关键在于―效率‖。产量最大化和收益最大化分别是政府保障粮食安全与粮农追求经济收益的两个目标。两种不同目标下测算出的粮食生产效率不同,用―效率‖衡量出的―适度规模‖也因此出现差异。湖北省是我国主要粮食产区,也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对保障湖北省粮食安全意义重大。本文以湖北省水稻经营规模效率为研究对象,围绕―为何要提高水稻种植户的经营规模效率‖、―何种水稻规模种植户有效率‖、―如何提升水稻种植户经营规模效率‖三个现实问题依次展开分析。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结合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实际,分析研究背景,确定本研究的目的及研究意义;通过综述国内外有关农业经营规模与生产效率间的关系、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及水稻经营规模效率的相关研究,提出本研究有待解决的问题。其次,基于宏观视角,从粮食品种构成、产量波动、耕地资源利用、劳动力要素以及粮食生产的成本收益等方面分析湖北省粮食生产状况;基于微观视角,从水稻生产者的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以及水稻生产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并深入剖析典型水稻规模经营案例,解析水稻种植户规模经营困境;再次,构建水稻种植户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测算并比较不同目标下水稻经营规模效率,进而确定不同目标下水稻经营的最优规模。在此基础上,构建Tobit模型分析影响水稻经营规模效率的因素;最后,探究水稻种植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提升我国水稻种植户经营规模效率的对策建议。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水稻是湖北省主要粮食作物,湖北省粮食生产正处于稳定增长时期,但其周期性波动特征并未改变,粮食产量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湖北省粮食生产的区位特征表现为中间高,两边低,鄂中丘陵平原农业区是主要的粮食产区,鄂东-鄂西山地丘陵农业区的粮食生产能力相对较弱,武汉都市农业区的粮食自给能力不足,对外依赖程度高。湖北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趋势明显,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量大幅度下降。同时,湖北省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还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男性农业劳动力减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等问题。中籼稻、玉米和小麦三种粮食作物中,中籼稻的净利润最高且具有明显的增长过程,其成本利润率也相对较高。总体而言,粮食生产存在净利润较低且波动较大的问题。第二,湖北省水稻种植的青壮年劳动力严重偏少,中老年人是主要农业劳动力来源;水稻种植者的文化程度相对不高;兼业收入是水稻种植者在农业收入之外重要的收入来源。农户的经营耕地面积较小,仅有少部分农户的经营耕地面积达到较大的规模;耕地流转行为多发生在―熟人社会‖里,以小规模流转为主,流转过程中以口头约定为主,流转期限不确定较多,耕地租金差别较大;湖北省耕地流转市场尚不健全,农民实行耕地规模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农业机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节省劳动力的农业技术是水稻生产技术推广的重要内容。耕地制度是影响水稻规模种植户成本收益的关键因素。耕地租金严重挤压了水稻规模种植户的利润空间。企业资本介入农业影响了稻农利益。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是提高经营收益的主要方式。规模经营效益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经营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而应遵循适度原则。政府组织耕地流转有利于耕地规模化经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寻租行为,能够保护集体资产,促进耕地有序流转。但是,耕地租金价格过高,严重挤占了承租者的利润空间,对粮农的种植积极性打击较大;租期过短,既增加了招标制度的运行成本,也极大地影响了规模耕作者的长期经营计划。第三,基于产量最大化目标的水稻经营规模效率同基于收益最大化目标的水稻经营规模效率往往存在着较大差异。运用DEA分析产量最大化目标下水稻经营规模效率结果分析表明,实现水稻经营规模效率最优的规模区间是32～36亩,其次是80～90亩。运用DEA分析收益最大化目标下水稻经营规模效率结果显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水稻种植规模能够增加种植收益,但是,当规模过大时,水稻生产的收益反而会下降。收益最大化目标下,实现水稻经营规模效率最优的规模区间是115～150亩。两种目标下水稻经营规模效率最优区间不存在,但是次优范围区间是80～90亩。第四,对产量最大化和收益最大化两种目标下水稻经营规模效率均具有一定程度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租种耕地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总的物质投入和水稻种植单块耕地的平均面积等四个因素。通过加强对稻农的文化教育,促进耕地有序流转,引导农户规模经营,合理配置农业生产物质投入等方式能够有效提高水稻经营规模效率。水稻种植面积和平均销售价格两个自变量对收益最大化目标下水稻经营规模效率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通过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保障水稻销售价格能够提高水稻种植户在收益最大化目标下的水稻经营规模效率。是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否获得技术指导和对当前农业技术水平的满意度等因素对产量最大化和收益最大化两种目标下水稻经营规模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应该通过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技术推广两种因素的作用,以促进水稻经营规模效率的提高。第五,年龄、农业机械拥有数量、实际经营耕地面积、租种耕地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对实际经营规模的满意度、对水稻销售价格的满意度等六个因素对水稻种植户规模经营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表明,青壮年水稻种植户、拥有农业机械数量更多的水稻种植户、实际经营耕地面积更大的种植户、租种耕地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更大的水稻种植户、对实际经营规模不满意的水稻种植户以及对水稻销售价格满意的水稻种植户等六种水稻种植户的规模经营意愿明显比其他农户更强。因此,促进水稻种植户规模经营,应根据农户实际特点,重点支持上述六种水稻种植户扩大经营规模。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研究视角上,目前尚缺乏专门针对湖北省水稻经营规模效率的相关研究,湖北省既是南方主要水稻产区也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以湖北省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基于该省粮食生产的宏观分析能够反映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而基于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也透视了农民水稻生产中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该研究将宏观和微观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将产量最大化的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和收益最大化的农民粮食生产目标统一起来,以经营规模效率为切入点展开分析。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明确的研究目标有助于本研究的顺利进行。（2）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以往对农业规模效率的研究过度偏重实证分析而忽略案例研究,本研究实现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相互补充:在定性分析上,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入解剖,分析水稻种植户的经营情景,从感性上解读水稻经营规模效率;在定量分析上,用DEA模型测度产量最大化与收益最大化两种目标下水稻经营规模效率最优区间,并结合传统成本产粮率与成本收益率等指标确定了湖北省水稻经营规模效率的最优规模,在此基础上,构建Tobit模型识别影响水稻经营规模效率的因素,并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水稻种植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提出提升水稻经营规模效率的对策奠定理论分析基础。（3）研究结论上,本研究通过案例解析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促进湖北省水稻经营规模效率提升的结论。本研究从宏观上辨析了湖北省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投入要素、耕地资源利用效应以及粮食生产的成本收益状况;从微观上确定了水稻种植户的个体特征与水稻生产的现实困境;从实证上测算出产量最大化与收益最大化两种目标下水稻生产的最优规模及影响因素,这些结论对于进一步稳定湖北省水稻生产,促进水稻经营规模效率提升,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