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过半的国家,“乡村影像”关涉电影对农村与农民的表达,它涵盖了“农村题材电影”,并因表达对象的群体属性而获得了一种特定的文化身份,从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别,在中国电影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本文选择以乡村影像的传播与认同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传播学和影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乡村影像这一文化产品的传播实践进行了分期对比研究,力图解析乡村影像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的实践功能和发展问题。本文以乡村影像生产较为发达的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十七年及80年代初期作为主要的考察时段,同时也将新时期以来乡村影像的边缘化走势纳入研究范围。文章认为,乡村影像的繁荣期均对应于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段,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以“社会启蒙”、“政治动员”和“文化反思”为主的传播目标,但乡村影片的观众认同度却不能与其社会价值形成直接的正比关系,观众对影片的认同是建立在“思想性”和“娱乐性”的双重维度上,体现了作为“大众”艺术产品的乡村影像的接受特性。从具体的时段来看,30年代的乡村影像成为国难背景下由左翼电影人主导的面向都市中小市民的社会启蒙文本,它以通俗情节剧为载体,为其注入新鲜的现实信息,借助于影评舆论的辅助,关注农村衰败,启发民智,但受到观众喜爱的影片可谓进步而不激进,体现了都市观众的接受习惯和文化立场。新中国十七年,乡村影像为新的国家权力意志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动员,这些影片勾勒了农业社会主义景观,并通过国家力量推动电影在农村的普及,但农民观众们对说教意味太浓、故事乏味的农村片表现出了疏离,这一局面在十七年中后期得到了改善,农村喜剧、戏曲片、斗争戏以及一些具有个性和情趣的“农村新人”影片共同构成了观众“喜闻乐见”的局面,从而出现了政治框架下宣传和娱乐互动的融通景观。80年代初期,“农村片”一度和农村改革的热潮形成对应,并准确地通过个体和家庭叙事视角表现农村变迁,引发时代共鸣。而随着中国现代化重心向城市转移,家庭视听媒介电视的普及,乡村影像在电影消费文化潮流中被边缘化,从商业领域退却并向精英立场转化,乡村影像成为对乡土世界进行文化反思的小众文本,在知识界和跨国传播中得到重视。国家管理者作为保障农民观众的文化权益举措的“农村题材电影”扶助政策以及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在实施的过程中仍面临供需不对位的尴尬局面。由于中国农村社区将长期存在,乡村影像并未失去为农民群体发出声音和进行对话的文化职能,因而,如何借助于影像的文化特性,推进乡村的身份认同,仍是一个需要关注和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