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指的是对于刑事案件,通过向确有犯罪行为的嫌疑人、被告人加以解释,引导其自愿认罪认罚,进而从量刑方面从宽处置的司法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以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作为基本前提。同时,必须确保被告人是在基于对事实以结果完全清楚的情况下主动认罪,确保其清楚自身行为所对应的罪名以及处罚后果,不得对被告人实施刑讯逼供。此外,认罪认罚从宽指的仅仅是在量刑方面加以减轻,并不涵盖罪名、罪数的从宽处置。辩诉交易制度指的是法院开庭前,检察机关与被告人辩护律师双方协商,被告人自行进行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机关对被告人实施撤销、降格控诉或者从轻判处。长期以来司法界很多学者都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源于辩诉交易制度。基于对二者的比对,本文认为二者在从宽标准、证明标准、协商效力以及罪名定性上均具有一定差异性。在社会市场经济下,法的效率价值至关重要。法的效率涵盖经济、社会、实体、程序、个体效率等等,而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够有效提升法的效率价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际上就是以更低的诉讼成本来换取诉讼结果效益最大化,有助于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降低犯罪案件发生率,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以及社会权利的健康运转。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理论,正义价值理论为其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目前,我国公法领域的首要追求就是实现法的正义价值。根据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分配正义、矫正正义以及罗尔斯所提出的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在实现法的正义价值以及推动法的公正性发展层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直为司法界所批判。然而,从根本上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未背离上述基本原则,而是遵照上述原则的现实化策略。无论从制定还是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层面我国均体现了效率以及正义价值理论,并以试点推行的方式为其制定了统一的标准,通过持续性的完善和改进将其打造为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以此建立和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