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定向增发首次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可选择的再融资方式之一。由于定向增发具有发行周期短，定价方式灵活等特点，近年来定向增发市场日益火爆，2016年定向增发融资规模已经达到全部股权再融资规模的84%。定向增发的投资者一般为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但是近年来定向增发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向本公司高管定向增发股票。2016年约有13%的定向增发公司选择了这种增发方式。
　　定向增发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目前对于定向增发的动因，学术界形成了两种主流观点，分别是信号传递假说（Certificationhypothesis）和管理者自利假说(Managerialhypothesis)。这两种假说可以解释大多数的定向增发，但是对于管理者参与的定向增发也就是本文所说的高管增发的解释仍需要更多的探讨。国外学者已经关注到管理者参与的定向增发的特殊性，但是受限于数据量太少，对于此类增发并没有较为稳健和一致的研究成果。虽然目前我国定向增发中有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参与认购，但是对于此类增发的研究却很少。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搜集了2011-2016年间定向增发融资的相关数据，按照是否有公司高管参与认购将所有样本分为高管增发与其他增发两类，并主要关注高管增发后的市场反应、增发折价率与增发后的业绩变动。本文希望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来探讨高管增发对增发公司造成的影响，并据此对高管增发的动因进行有益的探讨。对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定向增发的折价率、增发后市场反应和业绩变动，增发中的利益输送以及大股东、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参与的定向增发，而对于普遍存在的高管增发的研究较少且缺少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对于高管增发的研究可以弥补现有文献对于高管增发的研究空白。另一方面，定向增发是公司一项重要的融资决策，本文解析了高管增发这一特别的再融资行为，探讨高管增发对增发公司的影响，本文对于高管增发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公司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再融资决策，为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以及资本市场秩序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本文对高管增发的研究以优序融资理论以及代理成本理论为理论基础。为了研究高管增发对增发公司的影响并分析高管增发的动因，本文还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此类增发的折价率、增发后短期市场反应以及增发后长期业绩变动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研究假设，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建立实证模型，定义研究变量，然后利用事件研究法与多元回归分析得到实证结果，验证本文的假设。
　　本文主要的研究发现有以下几点：首先，本文发现定向增发普遍有很高的折价率1，并且折价幅度与投资者的类型有关。非高管投资者付出了比高管投资者更高的成本，且高管增发折价率与相对增发规模正相关。其次，本文发现累积超额收益率CAR在多个事件窗口中显著为负，且相对于其他增发高管增发的市场反应显著更差。最后，本文发现，高管投资者对发行公司的盈利能力存在显著的负面的影响。上述结果表明，市场对于高管增发持消极态度，高管以低于市场价的成本获得了公司股权且对增发公司的长期业绩造成负面影响。相对于信号传递假说，管理者自利假说能更好的解释高管增发行为。
　　本文贡献性包含以下几方面:首先，虽然实务中已经有大量的高管增发融资行为，但现有的文献很少涉及到这种增发方式，且存在不足之处。Hertzel和Smith（1993）发现高管投资者参与增发的折价率显著最高，且增发后市场反应更差但是不显著，不符合定向增发能够向市场传递公司正面消息的预期，因而信号传递假说不能很好的解释高管参与的定向增发。Barclay等（2007）则将增发对象为本公司高管的定向增发分类为高管增发，并且发现相对于信号传递假说，管理者自利假说可以更好地解释大多数定向增发，但是信号传递和管理者自利假说均无法很好地解释高管增发。虽然Hertzel和Smith（1993）和Barclay等（2007）注意到高管投资者对定向增发的特殊影响，但由于其高管增发样本数量少（分别为6个和30个高管增发样本），他们基于高管增发样本的实证结果不够稳健，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利用中国资本市场上201个高管增发样本进一步检验了这种类型的定向增发，利用更大的研究样本本文得到了前后一致并且稳健的结论，弥补了现有文献样本量太小的不足。其次，本文发现管理者自利假说可以更好的解释高管增发，丰富了现有文献对高管增发的研究，对如何合理解释高管增发做了有益尝试。最后，本文利用2011-2016年间中国定向增发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定向增发角度发现了管理者自利假说的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