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以“深化改革稳中求进 推动农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农金30人论坛莫干山会议举行。
　　这次会议由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主办，多个省联社负责人作了发言交流。
　　再早一些的7月11日，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区域经济学会和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区域金融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我国农信社系统改革与发展研讨会。
　　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金融系统及相关部门的多位专家，通过线上方式，围绕农信社改革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倪国华表示，一方面，农村金融作为撬动农业、农村、农民各类生产要素的龙头，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目前农信系统面临巨大挑战，亟须破局。
　　农信社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在服务“三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农信社该如何发挥更大作用，农信社改革如何更进一步，备受关注。

组建省级联社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撰文表示，农信社一直以来都是农村金融市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农村信用合作组织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通过社员之间的信用互助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融资需求。
　　此后，农信社的发展起伏曲折，管理权也经历数次变更。
　　1996年，为了实现农业银行的商业化转型以及强化农信社的合作属性，农信社正式与农业银行脱钩，转而作为独立法人经营的金融机构，由人民银行直接承担对其监督管理的职能。
　　尽管“脱钩”增强了农信社的经营独立性，但同时也加剧和暴露了农信社的风险和短板。
　　农信社在与农行“脱钩”时被转嫁了较大历史包袱，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大量乡镇企业亏损、转制和“逃废债”，全国各地出现大量农信社经营不善和亏损局面。
　　在此背景下，开启了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其中农信社的管理体制是此輪改革的重要内容。
　　2000年8月，江苏省率先开展了农信社改革的试点工作，并于2001年9月组建了全国第一家省联社—江苏省农村信用联合社。
　　江苏试点取得一定成效后，农信社改革试点逐步扩大。
　　2003年，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将改革试点扩大至全国8省市，明确提出要对农信社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并将其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
　　文件指出，各试点地区可根据当地情况，通过成立省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2004年8月，试点扩大至全国，全国大部分省份都采取组建省联社的方式对基层农信社进行管理。
　　在前述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举行的研讨会上，有专家表示，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最显著的特点是把农村信用社管理交给省级政府负责。同时强调，省级政府要履行农村信用社的金融风险处置责任。省级政府为了做好这样两个管理职能和金融风险的处置成立了省联社。

面临新问题

　　曾刚表示，从实践来看，省联社组建之初在消化历史包袱、处理不良资产、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层农信机构的内部治理水平和可持续经营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显示，2016年末全国农信机构不良贷款率相比2007年同期下降17.25个百分点，其资金规模和涉农贷款的投放显著增加。
　　曾刚认为，随着农信社商业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农信社逐步从名义上的合作金融机构转变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此背景下，省联社行政化管理体制与农商行商业化的法人治理间的问题日益凸显，如管理体制上存在争议，省联社的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2012年7月，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联合社法人治理的指导意见》，对省联社进行改革，并鼓励农合行、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
　　经过改革，农信社历史包袱大大减轻，经营实力和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曾刚亦指出，上述两轮改革以来，农信社内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农信社体制机制上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显现：省联社定位不清、功能不足，难以适应管理与服务农信机构的现实需要;农信社改制农商行之后，公司治理等仍然“形似而神不似”，部分机构规模小、实力弱;少数农信社资产质量下行压力较大，化解不良、防控风险面临严峻挑战。
　　同时，在面对金融科技快速变化方面，农信社观念、技术、人才等存在短板，部分农信社难以适应。

　　在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举行的研讨会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罗剑朝表示，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使一些农信社在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已将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同业市场，导致其在“三农”服务方面未能起到实质效果，甚至出现“使命漂移”。
　　因此，要打破“瓶颈”，实现农信社“质”的突破，就要妥善处理好“经营逻辑”与“支农逻辑”的关系，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罗剑朝认为，政策性支农要按照农村市场的逻辑办事，不能一味追求商业化经营上的高利润而放弃以“短、小、急”为主的“长尾群体”，也不能因为承担政策性支农而影响农信社商业化经营。

深化改革

　　一方面，积累的诸多问题急需化解;另一方面，又遭遇疫情，后疫情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如何更好地实现改革转型发展？
　　在莫干山会议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表示，疫情冲击下农村金融机构面临五大挑战，即低利率环境影响盈利增长;面临负债、资产双重压力;数字创新和金融科技成为业务发展主旋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农村金融机构面临不良率上升和补充资金的双重困难;大型商业银行进一步下沉业务和客户重心，必将压缩农村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 　　浙江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小龙在会上表示，准确认识所面临的“变”与“不变”，是推进农信社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重要前提。
　　王小龙提出，一方面，要在“变化”之中保持“不变”。不论形势如何变化，农信系统都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信念和魄力，始终保持极强的战略定力，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不变，坚持服务“三农”和小微宗旨不变，坚持县域法人定位不变，坚持支农支小主责主业不变。
　　另一方面，则要在“不变”中寻求改变。“真正的变革都发生在危机之中。”王小龙表示，“农信系统在坚守定位的同时，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科技创新浪潮中、从金融业自身发展规律中把握机会和挑战，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和员工职业化水平，向改革、向管理要效益。”
　　罗剑朝表示，一方面，在当前“三位一体”市场格局下，坚持农信社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保持县域法人稳定地位，并通过发起成立村镇银行等，批量培育向乡镇延伸服务触角的微型金融机构，实现跨区域经营;另一方面，需要吸引一批认同农信社政策性支农戰略的民营企业投资入股，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并将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和总要求转化为农信社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功能性目标和包容性增长路径。

数字化转型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正平认为，要充分发挥省联社在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他认为，在整个金融数字化浪潮中，农信机构面临新挑战，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进入农村市场后，他们的生存空间、利润空间都在挤压，农信机构风控能力弱的劣势凸显。

　　“有一些比较领先的农信机构，他们也想到了要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行这方面的建设。但缺人才、缺技术，进一步加剧了数字化风险。”张正平说，各个省份的数字化系统，几乎都是在省联社的牵头下统一做的。而省联社目前的系统还处在1.0时代，和如火如荼的整个数字化转型大背景差距还比较远，无法满足需要。
　　“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省联社改革的几种模式，无论采取哪一种模式都绕不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就是要淡化行政管理，强化服务的基本功能。”张正平说。
　　湖南省联社党委书记赵应云谈道，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不断融合，使其日益彰显出时代光芒。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逐步推广和融合应用，也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
　　“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存在高成本、低效率、难管理、不均衡的固有矛盾，也面临覆盖不全面、信息不对称、投放不精准、风控不严密的短板，这些矛盾和问题在广阔的农村金融市场更加凸显，使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直达性和精准性都受到很大制约。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独特优势，能帮助我们精准配置资源、有效降低成本、显著提升效率、有效管控风险。”赵应云说。
　　在他看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是农村金融领域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现实需要，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