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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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高压打击、严惩官员腐败问题不断进行,社会风气有了极大的改善,反腐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在高压反腐形式下出现了干部消极作为的现象,尤其在事业编干部占群体总数大部分的基层岗位,存在着一些懒政不作为的情况。基层事业编干部在行使国家权力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与工作态度对政府的公信力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将编制因素纳入基层干部懒政问题研究中,对于促进我国政府机关人员廉洁尽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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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高压打击、严惩官员腐败问题不断进行,社会风气有了极大的改善,反腐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在高压反腐形式下出现了干部消极作为的现象,尤其在事业编干部占群体总数大部分的基层岗位,存在着一些懒政不作为的情况。基层事业编干部在行使国家权力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与工作态度对政府的公信力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将编制因素纳入基层干部懒政问题研究中,对于促进我国政府机关人员廉洁尽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江西省三个县市的调研,发现基层事业编干部与行政编干部在薪酬、晋升、心理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并采用文献研究、深度访谈等方法,从编制身份差异的角度,探讨了薪酬内部公平、晋升公平、考核监督机制及身份落差导致的相对剥夺感等要素是影响我国基层干部懒政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本研究认为,在新出台的事业编制职员等级晋升制度的背景下,以身份管理均等化为目标构建工资浮动机制、加快实施事业编职务职级并行制度、改造职员等级与加快实施非领导职务的晋升体制等治理策略能够有效遏制基层干部懒政,以期推动干部管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更好的实现政府依法治国、干部依法行政与高效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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