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整私生活身份关系的家事审判活动中，离婚案件作为审判机关依夫妻一方之申请对夫妻间身份关系的重新调整，不可避免地带来主体间情感与伦理的双重震动。涉家暴离婚案件因其具有的暴力侵害的风险性以及与之关联的损害赔偿与子女抚养的特殊性，使得其与其他类型的离婚诉讼案件相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司法实践显示，无论是家庭暴力的实施对象还是因其产生的离婚诉讼都显现出典型的性别权力烙印，女性作为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受害者，其经验在司法裁判中面临着被忽视的问题。而在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的研究中，基于理论的性别盲点，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家庭暴力的实质并为保护受暴女性免于暴力、实现女性人权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提供一种理论与方法的独特视角，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分析司法困境产生原因并提供解决与完善的途径。
　　无论是联合国于1967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还是之后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以及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都明确将家庭暴力问题列为女性保护的重点问题。除此之外，现行的《婚姻法》，还有即将于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以及《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从立法角度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规制，通过预防制止家庭暴力以及确立保障离婚自由的立法价值取向，为已婚受暴女性提供了司法救济的援引。但在司法实践中，受暴女性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法官对女性经验的理解与其自身的理解犹如两条平行线缺乏交集。对于作为婚姻无过错方的受暴女性，其在实践中往往基于多种原因不能通过离婚诉讼获得人身安全保障以及经济救济。家庭暴力认定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一重司法困境。家庭暴力类型化的立法规制并不能概括受暴女性的实际经历，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复杂多样的女性受暴经验往往超越了法律规范对于女性经验的理解，这就造成了事实、理论、制度与实践之间的转化难题。法官对于家庭暴力的理解通常涉及到对家庭暴力类型、特征、程度、发生时限等多种因素的考察，当法官欠缺对家庭暴力以及受暴女性经验的理解时，则会造成对家庭暴力事实僵化的认定模式，在实践中以形式要件取代实质要件，造成明显的司法正义失衡。而法官对于证明标准高度“刑事证据化”的倾向，对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标准的个体化差异等等，都导致受暴女性举证责任畸重。除此之外，受害者往往面临着基于待证家庭暴力的行为特征、受害者自身意愿、客观原因的取证不能、专业法律资源的运用限制等原因造成的取证困难。因此，案件事实特殊性、法官执业能力水平、受害人举证限制是造成司法裁判中家庭暴力认定难的主要原因。离婚诉求实现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二重司法困境。受暴女性往往面临这样的疑问，即认定了家庭暴力事实是否意味着可以获得离婚判决呢？该问题实质在于，家庭暴力是否构成法官认定双方感情破裂的充分条件，其直接关系到受暴女性诉求能否实现。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从法官说理的逻辑分析中可以看出，部分案件中的法官对夫妻感情破裂的说理模式不仅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也违背了常人的情感认知。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离婚诉求实现难困境，向当前的司法实践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什么证据才能被认定感情破裂的证据，这种对证据的要求是否具有可实现性，是否变相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是否变相证明只有双方均同意离婚才能确实证明双方感情破裂；二是面对家庭暴力在事实认定阶段的消减，司法机关当如何落实《反家庭暴力法》所规定的相应保护义务。权益保障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三重司法困境。司法裁判属于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事后救济，法官不仅应当予其合乎情、理、法的司法反馈，还要充分考虑判决后一系列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虽然为受暴女性的人身安全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践中仍存在着因措施僵化导致的保护方式受限等情况。除却人身安全保障受限之外，法官对受暴女性面临的“因暴致病”“因暴致贫”等经济上的困境往往未能通过判决予以救济。部分司法裁判中所呈现的对施暴者不能“罚当其过”，难以充分体现司法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并且与施暴者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暴女性往往因养育子女等照顾义务的履行而限制了其自身的生存及发展，并承担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利后果。
　　传统社会学及法学研究在对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受暴女性所呈现出的司法困境以及裁判者在案件审理中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解释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论局限。面对这种局限，女性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法学研究者和司法裁判者丰富和补充对家庭暴力以及受暴女性真实处遇的理解。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性别的视角还原了受暴女性的真实生活经历，指出性别不只是一个可以忽略或控制的变量，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通过反思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平等、正义和幸福等议题，指出女性的性别规范负担以及其遭受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往往并不会随着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而得到彻底改变。通过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解释了家庭暴力的本质实际上是父权制下的性别暴力，以及受暴女性为何会出现“受害者退缩”的情况；通过女性主义方法的运用可以发现理性中立的法律规范是为何以及如何塑造了受暴女性的不利地位，对女性经验进行关注与解读使我们发现女性在生育、家务劳动以及对家庭成员照顾等方面的无形负担以及家庭暴力带给其的破坏性影响。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替代性的理论，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法学实践推理的有益补充，使我们能够发现女性被忽略的经历以及基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女性生存的不同样态。
　　通过女性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现行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的规制局限是造成家庭暴力事实认定难的原因之一，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形式类型固化的表述方式，限制了法官对于法律适用的空间从而忽略了家庭暴力的本质特征。而一般性程序性规范的制约，导致法官基于中立的考量往往不能主动释明或依职权为受暴女性提供帮助。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庭暴力话语以及父权制形塑下的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偏好，体现了权力和文化在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中的双重作用，导致法官对家庭暴力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偏好，呈现出排除受暴女性个体经验的样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指出，法官对受暴女性的认知优势地位的忽略以及基于认识论不公产生的偏见性认知，阻碍了法官对于受暴女性在家庭暴力中的真实经历的获取，并对家庭暴力的认知造成了认识上的障碍。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家庭暴力后果基于公共秩序的考量，使得在家庭暴力理解与处置上呈现了典型的公私差异，导致了家庭暴力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被人为淡化，在现实中强化了受暴女性的不利处境。
　　在女性主义看来，除却家庭暴力认定难对受暴女性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外，尚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了法官对于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一是立法价值在个案中的冲突，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法官往往需要在秩序、自由、安全等价值中做出选择，其价值选择的位阶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新家庭主义”与“女性主义”所体现的不同的理论倾向，而法官对于秩序的优先考虑，实际结果则会以牺牲受暴女性安全为代价。二是法律家长主义对女性自治的干预，使得法官往往认为受暴女性作出的离婚判断并不那么符合自身发展的利益，法律家长主义意识与对受暴女性自治能力之间的认知冲突阻碍了女性实现离婚的自主选择。三是以照顾者义务为主导的家庭责任歧视，使得女性被限制在性别规范当中，因受制于家庭生活中的照顾义务而不能实现从家庭事务以及家庭关系中脱离。在受暴女性的权利救济层面，受暴女性基于自身选择的适应性偏好，其权利救济的选择范围往往是受限的。而法官基于自我角色的限制，导致其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不足以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家庭暴力进行有效干预。而对于个案特殊性的忽略也常常导致法官未能及时有效的对受暴女性权利进行救济。
　　为破解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女性人权发展的丰富内涵对司法正义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对受暴女性的人权保障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作为后盾，更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将这些法律落到实处。法官应当意识到裁判不仅是对受暴女性个体的关怀，更形塑了司法对女性人权保障的具体形态，对社会行为的指引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基于家庭暴力的结构性特征，对受暴女性的救济不能仅依靠单一部门发挥作用，还应大力协调相关部门以及发动社会资源建立系统性保障机制。